贫困减少指数表明，增长政策的选择应该实现收入效应与不均等效应总和的最大化。针对不同的发展阶段与不同的地区应该选择不同的增长政策。在某些地区/发展阶段应更注重增长，而在另一些地区/发展阶段应更注重不均等问题。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于1985年-2001年间的经济增长减少了贫困但也加剧了不均等，而这种不均等也影响了贫困的减少。在初始不均等状况不严重的发展阶段，增长对贫困的减少有重大作用；而如果初始不均等状况严重，则需要更多地关注贫困才能以增长减少贫困。在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增长有效地减少了贫困。然而，促进农业有效增长以及促进贫困高度集中的目标地区增长的经济政策，如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会更有效地减少贫困。就基础设施项目本身而言，即使非贫困人口可能从这些项目中获得更多的直接收益，支持经济增长的基础设施项目也会减少贫困。然而，规划完善、关注贫困的基础设施项目会更效地减少贫困。

     作为20世纪70年代世界上最平均主义的社会之一，中国于20世纪90年代却成为本地区及发展中国家中较不均等的国家之一（Riskin，2001）。贫富分化异常迅速，表示家庭收入不均等的吉尼系数从1988年至1995年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Knight和Song，2001）。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让一部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推动了这一进程。[1][1][1]同时，中国的扶贫也取得了重大的成功。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减少到2001年的2640万，农村的贫困率降到3.3%，[2][2][2]这些主要得益于经济的迅速增长。GDP的年均增长率在20世纪80年代为9.8%，在20世纪90年代为9.7%，在1979年至2001年间为9.5%。1978年至2001年间，人均GDP将近增加为原来的20倍。[3][3][3]

     1978年以来中国扶贫的成功可以主要归因于经济增长。各地区/省在各时期人均GDP的增长与扶贫同步进行。事实表明，增长的地区构成与部门构成对贫困有重大的影响。西部贫困地区的增长低于全国的平均增长，这表明贫困的地区性集中在加强。此外，农村贫困人口的主要收入来源——农业增长的不平衡，加大了城市与农村地区扶贫速度的差异。农业增长停滞的地区扶贫也受阻，农业增长与其他部门同步的地区扶贫也加速。而且，基础设施发展的不平衡加强了贫困及农村贫困的地区性集中。

     经济的迅速增长密切依赖基础设施投资。特别是1997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得到了一系列集中于基础设施投资的财政刺激措施的支持。政府发展基础设施的战略是短期乃至中期维持7%-8%GDP增长率的主要因素。[4][4][4]传统的观点认为，基础设施投资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而间接减少贫困。对于道路或电力工程，非贫困人口会获得更多的直接收益，因为他们消费了大部分的项目产出。显然，基础设施投资支持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但它减少了贫困吗？

     增加人均收入能够减少贫困人口的绝对数字，中国的经历似乎表明，减少贫困的有效途径是增加人均收入。近期的一份世界银行研究报告（Dollar与Kraay，2001）显示，随着整体的经济增长，贫困人口的收入会一步步增长。这表明，无论何种性质的经济增长，都对贫困人口有益。然而，尽管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明显的事实表明收入不均等随着时间在严重恶化（Fields，1988），许多经济学家仍认为，世界贫困仍处于较高的水平（Ahluwalia，1974）。

     如果贫困由能力来定义（Sen，1981与1984），减少贫困可能也就意味着提高营养与健康状况，以及教育水平。收入的整体提高也许不能保证营养缺乏、文盲及疾病等现象的减少。即使我们从狭义上定义贫困，[5][5][5]增长也并不会总是减少贫困。采用不同的政策措施都可以实现经济增长。每套增长政策却对收入分化有不同的作用。收入如何分配，影响着增长对贫困减少的效果。

     在本文，我们使用狭义的定义来研究贫困。贫穷的程度依赖两个基本因素：平均收入与不均等状况。不改变不均等状况的正的增长一定会减少贫困。如果平均收入提高的同时，分配朝有利于贫困人口的方向变化，贫困就会更大程度地减少。另一方面，如果增长的同时收入不均等的状况恶化，贫困可能不但不减少反而增多。为了估测增长是否减少贫困以及了解增长减少贫困的程度，本文将增长对贫困的影响分成了两部分：平均收入的变化与不均等状况的变化。[6][6][6]

     因为中国的贫困主要是农村的现象，[7][7][7]并且城市收入失真并严重低估（李实，2001），我们主要分析农村贫困。本文分析的两个主要问题是：（i）平均收入的提高与不均等状况的变化如何影响贫困减少；（ii）如果在研究期不平等状况加剧，那么它影响增长对贫困减少的效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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