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才锋 原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10期

　　「内容提要」汇率之争已经成为中美贸易问题的核心议题之一，美国指责中国进行"货币操纵"以获得不公平的贸易优势，并认为这个问题应在《国际货币基金协定》框架内解决。在目前的国际经济秩序下，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的管辖分工，无论从"行为论"还是"结果论"看，中国的货币和汇率政策与《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规定的义务并不冲突。同时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认定中国的汇率政策构成"汇率补贴"的多种货币措施的可能性不大。在通过多边规则无法达到目的的情况下，美国进一步加强单边行动，继续通过国内立法向中国施压，并将该问题提交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但这种做法的前景并不明朗。解决中美汇率之争的最佳办法是：通过已建立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等双边机制并与其他国际组织合作，在经济及货币领域内帮助中国建立起有助于实现汇率市场化的现实条件，在此基础上逐渐实现汇率自由化。

　　「关键词」货币操纵；汇率补贴；人民币升值

　　「作者简介」詹才锋，1977年生，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博士研究生。（重庆邮编：400031）

　　一、导论

　　2003年2月，日本财务大臣在西方七国集团财政部长会议上提案，要求人民币升值。从那时起，有关人民币汇率以及影响汇率的中国货币政策成为政界和学界争论的焦点。2005年，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下属的国际贸易政策委员会提出一个旨在强化支持《2005年中国货币法案》的动议，指责中国为赢得产品定价优势进行"货币操纵（currency manipulation）"，违反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下的义务，进行"汇率补贴（exchange -rate subsidy）".该议案在美国众议院连续两次被提出，但都没有获得通过。2007年1月和3月，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和产业界代表又提出公平货币法案众议院782号议案和796号议案，指责中国利用"货币偏差（exchange rate misalignment ）"进行变相的贸易补贴，要求美国政府就中国人民币汇率问题采取强硬行动。这一系列的法案对中国货币政策的指责——从"货币操纵"、"汇率补贴"到"货币偏差"——反映了美国持续不断地利用政治和法律手段对中国施加压力的过程。这一系列的指责背后隐含的本质问题以及解决途径正是本文探讨的内容。

　　"货币操纵"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狭义的"货币操纵"是指一国通过对另一国使用不正当的货币手段获取利益；广义的"货币操纵"则指一切利用货币价值的非正当变动获利行为，包括一国政府采取的针对国民的不正当货币措施。广义的"货币操纵"从政府发行货币时就开始存在。政府发行货币，货币使用者相信货币的流通和兑换能力而使用，作为垄断发行者的政府，有时基于财政考虑滥用这种货币权力而过量增加货币供应，就产生货币操纵。在罗马帝国时期，皇帝就经常压低发行的货币币值用来换取贵重金属。最常用的一种货币操纵手段是"通胀税（inflation tax）".

　　"通胀税"表现为持有或者购买以某种正在贬值的货币标价的资产而遭受的经济损失，这种损失类似对持有的货币或者资产征税，税率即为通货膨胀率。"通胀税"具有对一国国民财富进行再分配的功能，它使得借贷的名义利率降低，从而使借方获益，这有助于扩大投资、刺激经济扩张，但也会使持有固定收入的人群经济状况恶化。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货币币值对外贸的促进功能也逐渐显现出来。一国贬值货币使得该国出口产品价格降低，进而获得"货币比较优势"，在对外贸易中获益。这就促使各国倾向于贬值本国货币币值以扩大出口，采取"以邻为壑（beggar the neighbor）"的货币政策，导致世界经济失衡、经济关系紧张。

　　这种情况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非常普遍。二战后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目的就是为了形成一个稳定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组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基本目标是提升货币的可兑换性和稳定性，为国际经济发展创造稳定环境。目前，世界上的主要货币都是可兑换的，汇率一般采取自由浮动，IMF的建立使得各国间竞相贬值的行为减少，但仍然可能隐性存在。

　　从恶意贬值到双边的报复性汇率制度、再到多边组织对汇率的管理体制的建立，反映了对汇率制度从单边到双边、再到多边的演化路径。对中美汇率之争的讨论也应该从多边、双边和单边展开分析。其中汇率的多边管理体制主要体现在《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以及世界贸易组织（WTO ）的协定中与汇率相关的部分，IMF 通过多边协定将双边监管纳入其中。

　　五、中国的对策

　　从以上的论证可以看出，带着不公正意图的单边行动在目前国际货币框架内不是处理汇率争端的最好办法，容易导致更多的冲突。要处理好围绕"货币操纵"产生的问题，需要结合国内和国际两个视角来考虑。

　　（一）中国国内的视角

　　2005年7月，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钉住单一美元，形成了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这一步是在衡量中国经济的承受力的情况下做出的折中选择。美元在这一篮子参考货币中毫无疑问占有主要比重，未来的改革方向应该是进一步把一篮子货币中各币种的权重调整到合理水平，逐渐放宽对货币跨境流动的限制。要想实现这种调整，有赖于中国提升对货币的驾驭能力，需要建立起有效的对货币的监控体系，改善中国的金融状况。在中美双边合作方面，进一步巩固与美国双边战略经济对话机制，这能减轻美国对中国执行既有的货币金融政策的阻力。近两次中国战略经济对话也证明此点。然而，美国不会最终放弃要求中国采取汇率完全自由浮动和资本自由流动的主张，因此中国需要加强多边方面的努力，与其他国家以及IMF 沟通和合作，增强自身的话语权。

　　（二）国际货币基金的视角

　　从2005年美国首次提出针对中国的货币法案以来，对中国汇率问题的争论反映了目前国际经济体系中缺少适当的规则来处理汇率与贸易之间的关系。由于IMF和WTO 的分工，有关外汇方面的问题都由IMF 管辖，WTO 在处理与汇率有关的贸易问题时也有与IMF 协商的义务。而IMF 框架中没有类似WTO 那样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被认为是一种"软法".有的学者认为应该将影响贸易平衡的汇率问题纳入WTO 框架解决，因此应在程序与实体上对WTO 规则进行修订与完善。这种提议看起来有其合理性，但仔细分析却缺乏现实性。首先，在创立IMF 和GATT之初，它们分别被安排处理国际货币和贸易领域的问题。考虑到可能的管辖重叠之处，所有关于汇率的问题也都是由IMF 来（解决，这是由于IMF所具有的专业性决定的，因为对一种货币或汇率措施的性质的认定需要经济学家做出大量的专业性分析，要从分析一国的整体经济状况、对货币的需求、货币或汇率政策的效率等技术性方面着手。有关货币和汇率问题的认识需要以IMF 专家的技术认定为基础。事实上，将WTO 的职能扩大到完全处理汇率问题将存在很大的技术障碍。其次，目前国际经济秩序是美、日、欧三足鼎立的结构，如果将与贸易有关的汇率问题的管辖权赋予WTO ，将会削弱IMF 对稳定国际货币秩序的作用，对国际经济体系产生较大的冲击。现在显然还不是重构世界经济新秩序的时机。

　　综上分析，可以发现"货币操纵"问题其实由来已久，尤其是当国与国之间出现贸易不平衡时就会成为重要问题。按照IMF 和WTO 的管辖分工，"货币操纵"问题首先应考虑在《国际货币基金协定》框架内解决，但无论是从行为看还是从结果方面看，中国的货币和汇率政策与IMF 协定义务是不冲突的。那么再考虑按照以汇率为手段的贸易措施在WTO 范围内寻找可能的解决方案。分析发现，中国的汇率政策不属于可能构成"汇率补贴"的多种货币措施。美国可能采取的单边行动只能是继续通过国内立法施压，企图将问题提交WTO 争端解决机构，但这种做法的前景并不明朗。随着近两年中国战略经济对话取得的积极成果为双边协商打开了大门，中国应该积极通过双边对话，在经济及货币领域进行合作，争取获得更多的话语权。此外，在多边框架内通过IMF 帮助建立起有助于实现汇率市场化的现实条件，健全汇率政策和国内货币政策的协调机制，增强中国国内金融市场的吸收风险能力，在此基础上逐渐实现汇率自由化，这样才能更好地处理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面临的货币和汇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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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