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什么影响了个体的博彩参与决策？本文采用2005年中国12城市居民调查数据，实证发现：总体而言，群体成员参与博彩的邻里效应提高了个体的博彩参与期望，而个体收入满意度的作用正好相反。博彩制度的不规范降低了邻里效应的正面作用，而个体过去和现在参与博彩的经历、较高的债务水平、较高的受教育程度都使得他更加期望进行博彩。此外，收入满意度指标并不是个体风险态度量度的一个重复。我们的研究为博彩管理体制的发展和完善架设了一个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特征的政策视角：调整社会群体结构、提高个体满意度和幸福感，这些都是在增加博彩筹集社会公益资金的同时，避免博彩成为低收入、低教育程度个体的陷阱所必需的。

关键字：邻里效应 满意度 博彩参与

JEL分类号：D12 H30

Neighborhood Effect, Income Satisfaction, and Lottery Participation

Abstract：What affects individual’s lottery participation decision? Utilizing a household data set across 12 cities in China in 2005, we empirically find that overall neighborhood effect of social group members’ lottery participation increases the individual’s expectation of participating in lottery, while the role of income satisfaction is exactly the opposite. Contextual effect has been confirmed which reduces the positive role of neighborhood effect. The past or current experience of lottery participation, a higher debt level, or a higher education level all make individuals more likely expect to participate in lottery. Moreover, our measure of income satisfaction is not a proxy for risk attitude. The policy implication is that government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adjusting social structure and improving individual’s satisfaction and happiness in order to avoid the lottery trap for low-income or low-education people and promote the role of lottery in raising fund for public welfare.

Keywords：Neighborhood Effect, Income Satisfaction, Lottery Participation
JEL Classification：D12; H30

一、引言

博彩在世界各国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Clotfelter and Cook，1990；Kitchen and Powells, 1991；Farrell and Walker，1999；Worthington，2001），而人们对博彩的热衷也被认为是人类本性之一（Shiller, 1999）。建国后，中国自1987年开始发行福利彩票，1995年开始发行体育彩票；截至2004年底，累计彩票销售收入为2138亿元[1]。除了合法的公彩参与外，中国居民也广泛地参与了地下私彩、境外赌博、网络赌博等各种非法博彩（金世斌，2005）。什么因素影响着个体参与各种博彩活动？这是一个具有学术和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一方面，为什么个体在购买保险的同时，也参与博彩？购买保险是个体规避风险的选择，而参与博彩却是他爱好风险的表现？这一保险/博彩决策挑战了经典的单一风险态度效用方程（Friedman and Savage, 1948; Markowitz, 1952; Ng, 1965）。另一方面，作为个体参与博彩重要手段之一的购买政府发行彩票成为政府筹集公益资金的重要手段。以中国为例，截至2004年底，政府通过发行福利和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694.35亿元[2]。如何在保持和提高政府彩票销售的同时，防止低收入群体参与博彩成瘾，以及避免彩票成为剥夺受教育程度较低居民的‘低智商税’，这成为政府在彩票发行管理方面需要解决的紧迫问题（Kearney，2002）。

传统理论对于个体参与博彩的解释主要集中在收入水平、认知能力、风险态度等方面（Blalock et al., 2005）。首先，个体的博彩参与决策受到其收入水平的影响。一方面，经济境况困难的个体可能把博彩看作是一种提高收入水平、改善生活状况的投资手段。尽管他们成功的概率很低，但还是有可能以非常小的概率和较低的参与成本获得巨大回报，这也构成了低收入群体参与博彩的一种改变生活窘况的梦想（Simon, 1998）。另一方面，把博彩等同于一次性消费，参与者可能从中获得娱乐享受（Kearney，2002）。与其它价格昂贵的娱乐消费品相比，由于博彩产品价格较低，这使得收入水平较低的个体更倾向于参与博彩，从而替代那些相对奢侈的娱乐消费。其次，个体参与博彩可能是因为他们存在认知偏差或者对博彩缺乏了解。一方面，博彩参与者可能存在“控制幻觉”，他们相信可以通过自己的技能和预测来做出特定的选择，从而提高其获胜的概率（Langer, 1975; 1977）。另一方面，博彩参与者可能赋予低概率事件过高的权重，因此高估了自己博彩获胜的机率（Kahneman and Tversky, 1979）。此外，博彩参与者还可能只关注奖金总额（Forrest et al., 2002; Walker and Young, 2001）和抽奖频率（Cook and Clotfelter, 1991），而忽略了中奖概率。[3]第三，个体参与博彩的一个直观解释是他们爱好风险。Friedman and Savage(1948)在解释保险/博彩之谜时指出，一个整体凹型的效用函数可能在局部呈现凸型，即整体效用函数为倒S型。因此，人们在较低或较高的财富区间内是风险规避的，而在中间财富区间正好相反。Blalock et al.（2005）进一步把这种倒S型效用方程的经济涵义归纳为，财富水平较低的个体参与博彩更加积极。此外，展望理论也可以用来解释个体参与博彩现象（Kahneman and Tversky, 1979）。鉴于反射效果的存在，即个体在面对利得和损失时表现出截然相反的偏好：在面对损失时，有风险爱好的倾向；而在面对利得时，有风险规避的倾向。因此，个体在面对未来可能的收入下降或资产损失时，参与高风险的博彩的可能性更高。

然而，传统理论将个体博彩参与决策看作是孤立于其他个体、独立于自身情感的，而近来社会学和心理学在邻里效应（Neighborhood Effect）和满意度（Satisfaction）方面的研究对此提出了质疑。

首先，个体参与博彩的决策受到共同社会群体内其他成员的行为或特征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不是通过市场的价格机制或者非市场的合同机制进行协调，而是直接通过个体之间的互动来实现的。这种他人行为或特征对个体决策的影响被称为邻里效应（Durlauf，2004）。为了避免“邻里”的地理含义引起混淆，邻里效应也被称为社会互动效应。邻里效应对个体博彩参与决策的影响有两组渠道（Manski，2000）：情景效应和内生效应。前者定义为个体的博彩参与决策受到参考群体成员特征的影响，但是他的决策并不能反作用于参考群体成员特征；后者定义为个体的博彩参与决策受到参考群体成员同期行为的影响，而这种决策可能反作用于参考群体成员行为。前者譬如，居民的博彩参与决策受到其他个体参与博彩结果的影响（通俗地讲，别人博彩赢钱我就参与博彩，别人博彩输钱我就不参与博彩），这可以称作示范群体效应。后者例如，居民的博彩参与决策受到其它个体博彩参与决策的影响（通俗地讲，别人参与博彩我也参与），这可以叫做伙伴群体效应。

进一步地，内生效应对博彩参与的影响可以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个体可以向他的参考群体成员学习如何进行博彩：包括通过直接的互相讨论或者间接的根据他人博彩行为进行推断。有关信息串联的文献（Banerjee, 1992; Bikhchandani et al., 1992）解释了为什么从参考群体处获得的信息是个体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二，个体通过参与博彩可以获得与其他参与者交流博彩经验体会的机会，从而享受到交流共同话题的愉悦。社会影响模型对此提供了详细的讨论（Becker, 1991）。其三，个体的博彩参与决策可能受到社会规范或关于社会规范的信念的影响。通过观察参考群体，个体可以了解他所属社会群体的合适的博彩参与决策，同时他也希望保持与其所在社会群体的大多数成员相似的博彩参与水平。这也是一致性模型所强调的（Bernheim, 1994）。

考察邻里效应对个体博彩参与决策的影响，与李涛（2006）就社会互动对居民股市参与决策的影响相似，情景效应和内生效应有着不同的预期。个体所属的社会群体参与博彩越积极：通过情景互动，个体既可能观察到更多的博彩获胜个体，也可能了解到更多的博彩失利案例，前者促进了个体的博彩参与，而后者的作用正好相反，因此情景效应对个体参与博彩决策的影响不确定；通过内生互动，个体的观察性学习越容易，和其他博彩参与者交谈获得的愉悦越多，社会规范对博彩的认可越强，所以内生效应使得个体参与博彩更积极。综合二者，邻里效应对个体博彩参与决策有着不确定的影响。

其次，个体的收入满意度会影响其博彩参与决策。满意度作为个体情感的一种，可能影响了个体的投资、消费决策，这也包括了参与博彩。Loewenstein et al. (2001) 刻画了作为情感的风险模型，指出个体在进行涉及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决策时，情感影响了其最终决策的形成。个体情感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其决策？Forgas（1995)发现，情感对决策的影响取决于决策的风险、不确定性、抽象程度。决策的风险越高、不确定性越强、越抽象，情感对决策的影响程度越高。博彩具有高风险的特征，因此个体对收入的满意程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博彩参与决策。

收入满意度对个体博彩参与决策的影响也从属于新兴的幸福感（Happiness）研究。虽然心理学早已开始对幸福感的研究，但是将幸福感研究引入经济学范畴仅仅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Easterlin, 1974），随后在长时间内陷入沉寂，直至90年代后期，大量关于幸福感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才真正推动了幸福感研究在经济学领域的发展（Frey and Stutzer, 2002）。虽然幸福感和满意度在心理学研究上互相区分，但在经济学研究中一般作同义使用（Graham et al., 2004）。以往的幸福感研究集中于幸福感决定因素的探讨，而忽略了幸福感对个体行为的影响（Frey and Stutzer, 2002）。本文研究的收入满意度对个体博彩参与决策的影响正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

个体对自身收入的满意度影响着他参与博彩的决策，这反映在两个方面[4]。其一，出于提高自身收入满意度的动机，收入满意度较低的个体会寻求迅速、显著提高其收入水平的途径，博彩是一个可能的选择。一般而言，在一定时间范围内，个体收入水平与其满意度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虽然收入水平的上升对满意度提高的作用在不同的起始收入水平上有所不同（Frey and Stutzer，2002）。与前文分析的低收入个体出于改善生活的动机参与博彩不同，收入满意度对个体博彩参与决策的影响更强调了情感对经济行为的作用，而不是传统的经济动机的影响，尽管二者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5]其二，个体的乐观程度和自负程度受到他对自身收入满意度的影响（Cummins and Nistico, 2002）。较高的收入满意度增加了个体的乐观程度以及自负程度。极端的情形是过分乐观或者过分自信，从而高估了博彩获胜的机会（Rogers and Webley，1998）。因此，个体对自身收入较高的满意度导致的过分乐观或自信推动了其更积极的博彩参与。综合以上两种作用渠道，收入满意度对个体博彩参与决策的影响是不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