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林毅夫的观点，如果“诱致性变迁”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而“国家干预”（意指由政治企业家主动进行制度供给）可以补救持续的制度供给不足（林毅夫，1996）。这里需要提出一个疑问：“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否真的都是于社会可欲？制度有好有坏。制度既可以补救持续的制度供给不足，也可以加剧持续的制度供给不足。另一个问题是：“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强制性”这一提法本身是否有问题？林毅夫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中文表述来自其英文表述。但是这两者是有偏差的。“imposed”（强加的，外加的）在中译文中成了“强制性”。如若使用“强制性”表述，至少从政治学角度看，得搞清是谁强制谁，是否一定是政府供给的制度强制百姓，还是百姓（即社会的内生力量）强制政府这么去做。而从系统论角度看，得搞清政府供给制度是否一定是强制、外加或外生的。如果把政府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系统的一个部分，那么政府供给制度的行为就是一种内生行为。这里我们暂且继续延用这一中文表述。综上分析，可以认为，我们所面临的选择不是不可利用“强制性制度变迁”，而是利用何种性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既然哈耶克评判取舍自发秩序、建构秩序和局部建构的标准是自由兼容性标准，我们也可以借助同样的标准对“诱致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抑或某种混合型制度变迁加以评判取舍。按此，可资利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必须与自由兼容。

        对中国的整体秩序和制度变迁的总结和展望

        可以把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体系看作为一个开放系统。我国正在演化之中的政治—经济—社会秩序主要是系统内各种行为主体自组织互动的结果，是一种“特殊的自发秩序”（何梦笔,1996）。其中不乏与外界的信息和能量交换(尤其是加入WTO以后)，不乏来自外部的冲击(external shocks)，也不乏某种程度的建构成分，但就我国整体秩序这一特殊自发秩序而言，这些建构成分仍是某种程度的局部建构。我国整个制度变迁是一种渐进的、演化的制度调适过程。决策者实际上不只是上层一个，而是由各种行为主体组成的集合体。许多改革是通过局部试点进行的，允许存在试错过程，利用了许多个体的分散知识和局部知识。每一阶段的自发秩序是行为主体制度演化博弈的结果，而上层决策者则对制度演化博弈的结果通过制度的正式化亦即某种程度的局部建构加以确认，而这种局部建构又成为下一阶段制度演化博弈的参数。

        回顾中国过去20余年的改革历程，可以辨析出这样一条自发的、渐进的制度演化轨迹，是个人自由总体上不断增进的过程，也是在社会经济领域个人选择不断替代公共选择的过程。其方向是朝着一种自发的自由秩序方向渐近。展望未来，道路仍将曲折，前途看似光明。相信我国会实现一种与自由兼容的秩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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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哈耶克，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自由宪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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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哈耶克，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致命的自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6. 何梦笔：《网络、文化与华人社会经济行为方式》，山西经济出版社，1996年。

7．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第1版,上海三联、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8. 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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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韦伯，马克斯：《经济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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