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双顺差的可持续性

以目前的国际收支格局而言，中国的双顺差也面临着可持续问题。举个例子，假设中国的外国资本(FDI)存量为5000亿美元，如果其投资回报率是10%，投资者既可以把利润汇回本国也可以把利润用于再投资。把利润汇回本国意味着外资要汇出500亿美元的收益。这样，在经常项目中的投资收入这一项里，中国是负值。为了保持经常项目平衡，中国每年要有相应的500亿美元贸易顺差来弥补投资收入项目逆差。把利润用于再投资则表明在华外资存量将以 10%的速度增长，这意味着未来外国投资者将有更多的利润汇出。目前中国经济处于高速成长期，FDI的收益是很高的，这意味着中国国际收支中投资收入一项的逆差很大。但是，在中国的国际收支统计中，这一点并未体现出来。过去外资总是声称它们在中国的收益率很低，之所以在中国投资是因为看好中国的投资前景。事实并非如此。根据世界银行经济学家所作的调查研究，外资企业在中国的投资收益率高达22%(中国经济学家似乎并未得出这样的结论)。近年来，外国的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都在想方设法并购中国企业，对于这些基金来说，收益率低于30%的项目一般是不会考虑的。众所周知，出于避税等因素的考虑，外资企业报低收益的动机十分强烈，对于跨国公司来说隐瞒收益也相当容易。因此，中国有关部门有责任做好在华FDI存量及其投资收益的准确统计。

鉴于FDI仍将持续流入中国，在未来5年内中国投资收入逆差可能会迅速增加。如果中国贸易顺差不能相应迅速增长中国就会出现经常项目逆差。当然，如果外资用得好，劳动生产率提高比较快，中国是有能力通过增加贸易顺差来抵消投资收入项目逆差的，但国际环境是否允许我们做到这一点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此外，如果中国对外投资迅速增加且收益率很高，中国的投资收入项目逆差也是可以避免的。但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似乎并不太大。与中国成对比的是目前日本的国际收支结构。日本多年来的贸易顺差可以看作是为迎接老龄社会到来所作的准备。2005年，日本海外投资收益达到 11.4万亿日元，贸易顺差为10.4万亿日元。这是日本历史上投资收益顺差首次超过贸易顺差。日本经济学界把这一转变看作是一个标志性历史事件。同中国的双顺差相对照，日本学者把他们的贸易项目顺差和投资收入项目顺差称之为支持经常项目顺差的“双引擎”。

由于存在经常项目顺差的同时也存在大量的资本项目顺差，中国不同于典型的债务偿还国。更具体地说，中国资本输出的主要形式是政府增加外汇储备，而不是私人部门购买海外股权、债权和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尽管中国是世界第三大资本净输出国，但长期以来中国的净投资收益却为逆差或只有很小的顺差(这还同人民币升值预期有关)。如果这种情况不发生变化，中国就永远无法从债务偿还国过渡到年轻债权国。甚至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由于未来投资收益项目逆差的增长，中国出现经常项目逆差，由债权国变成债务国，从而意味着资源跨代配置的失败。

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的原因

用储蓄投资缺口来解释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主要是贸易顺差)的原因已经成为一件十分流行的事情。但我们必须清楚，储蓄-投资＝经常项目差额(S-I＝X-M)是一个恒等式，并不说明因果关系。我门既可以说中国之所以有经常项目顺差是因为中国的储蓄大于投资，也可以说中国的储蓄大于投资是因为中国有经常项目顺差。此外，我们还可以说，储蓄大于投资以及经常项目顺差是由其他因素同时决定的。例如，如果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为6∶1，中国人的消费偏好就会提高，就会大量出国旅游购物，中国的储蓄率就会降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中国就可能会同时出现储蓄不足和经常项目逆差。

中国的经常项目差额有相当的周期性。中国只要经济过热，就会出现经常项目逆差或者经常项目顺差就会减少，1993年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那一年中国出现经常项目逆差。为什么？因为当时中国经济极热，投资增长速度超过60%。相反，在通货紧缩的时候商品与劳务往外走，经常项目顺差会迅速增加，但同时也要看世界经济的周期波动。1997年以后，中国出现通货紧缩但经常项目顺差增长速度不快。这是因为在东南亚经济危机以后，世界需求疲软。内外周期对贸易差额的影响是相互抵消的。经济的周期性变动还会影响储蓄和投资差额。通缩期间，居民倾向于提高储蓄率，企业倾向于降低投资率，于是储蓄投资缺口增加。通胀期间的情况正好相反。周期性波动对经常项目差额的影响可以纳入储蓄投资缺口分析。不过，经济波动造成的影响是短期的，而人口、制度、文化、永久性收入水平等因素对储蓄投资缺口的影响则是长期的。

政府的“奖出限进”政策是造成贸易顺差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这一政策先直接影响经常项目差额，再进一步影响到储蓄与投资缺口。这个因素依然可以纳入“储蓄-投资＝经常项目差额”的分析结构。 “奖出限进”主要包括隐性的或显性的出口补贴、有利于出口的汇率水平、过于慷慨的出口退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差别性的信贷政策等等。这些政策的实施，自然会鼓励企业增加出口、减少进口，与此同时，企业、居民和政府部门的储蓄和投资行为也会发生相应变化。

造成经常项目顺差的最后一个重要因素是20多年来中国形成的特定贸易结构，即出口加工工业占主导地位。如果中国外贸是 100%的出口加工贸易，一般就会带来贸易顺差，储蓄投资缺口也就随之形成。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说是储蓄投资缺口决定了贸易差额，而只能说贸易差额决定了储蓄投资缺口。除非改变以出口加工业占主导地位的贸易结构，否则中国的贸易顺差状况是很难扭转的。

至于人民币汇率与贸易顺差之间的关系，有些人认为，由于加工贸易占主导地位，汇率变动对中国的贸易顺差没有影响，所以人民币不应该升值。这种逻辑是难以理解的。如果没有影响(我也认为影响有限)，那么升值又有何妨？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国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各占半壁江山。2005年中国的总出口是7620亿美元，加工贸易占了 55%左右。下面的数字值得注意，2006年中国贸易顺差总额是1775亿美元，其中加工贸易顺差将近1900亿美元，这意味着中国的一般贸易已有相当的逆差，这是件很值得忧虑的事情。考虑到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对汇率变化的弹性不同，汇率调整确实必须谨慎行事。但是，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人民币升值并未给中国的对外贸易造成严重不利影响。2005年和2006年，中国净出口增长速度分别达到220%和75% 左右，在2007年的头几个月中，中国的出口势头依然旺盛。在2003 年大家认为人民币一旦同美元脱钩就会大祸临头。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对人民币升值的恐惧症是没有必要的。我们不仅不应当对升值怀有恐惧，而且应该利用升值的机会大力推进企业的产业升级。对于企业来说，人民币升值这一关是无法避免的，只有未雨绸缪才能赢得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