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资金存在双重利益曙输送管道，第一层是将资金收益从存款人向银行体系的输送，第二层是银行体系截留部分资金收益，将少强中打部分进而向国有经济部门输送。通过廉价资金向国有企业输送的利益。在过去3年中，累计信贷投放7万亿人民币左右，假定信贷投放的一半是投放给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再假定过去3年中国银行业的年贷款利率较之真实的市场利率偏低2个百分点，那么仅此，廉价资金就给国有企业节约了700亿财务成本。考虑到2003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3784亿元，增长45.2%，如果扣除廉价资金节约的300亿财务成本，那么多增利润大约在1100亿。国有企业迅速从各类型企业中利润增长最快者成为最糟糕者。考虑到2004年1－10月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448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3.6%，同样扣除利息节约的190亿，以及2004年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和钢铁这些国有垄断行业因价格大涨而带来的一场丰厚的利润（大致在1450亿），同样可以看出，即便在2004年国有企业的快速利润增长的根源，恐怕也很难被理解为国有企业的改制有什么根本进展，而更多地应归结为廉价资金供给、行业垄断和景气上升三大因素。

　　此外，汇率的扭曲也正在给中国带来损失，仅以中日贸易而言，1990－2002年间，日本输华产品价格上涨了3％，而中国输日产品价格下跌了19％，中国每年损失的外汇高达1.9万亿日元，是2002年度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10倍。从2001年下半年开始，美元急剧贬值，这给中国外贸商品的定价带来了影响，假定人民币跟随美元，对欧元和日元等每年贬值5％左右，再假定加工贸易利益不受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每年一般商品出口在2000－3000亿美元左右，，那么目前中国外贸方面因汇率定值不当的损失，大致在1000亿人民币左右。应该说，就目前深陷危机的美元状况看，人民币钉住美元，已经是不可能和没有必要维持的目标。

　　第二，关于廉价土地带来的损失，粗略估计，在过去3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累计达9100多亿元，每年约3000亿，征地卖地隐隐然成为地方政府重要的“财政支柱”，被征土地的收益分配，依次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地方政府、村级组织和农民。但这并非土地要素价格不能市场化带来的全部损失，至少损失还应该包括另一块，就是为维持现状而直接补贴进去的其它资源，例如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损失，估计这一块不会少于2400亿，成立以来每年的损失大约在300亿元左右，两项合计，土地方面的损失大约在每年3300亿。过去3年，一边是占据中国富人榜显赫位置的房地产大鳄令人艳羡地不断涌现，另一边是失地失业颠沛流离、集体上访、自戕乃至大规模群众集聚事件令人辛酸地不断披露，几乎就是土地征用双轨制的扭曲图腾。

　　第三，关于廉价劳动力带来的损失。国家统计局披露，到2003年底，中国农村人口为7.68亿，城市人口已达5.24亿，占总人口的40.5％，在目前的5亿多城市人口中，只有3.38亿是所谓的合法城市人口，而农民进城务工人员已高达1.85亿。假定他们的月收入和必要的劳动保障较之正常状态偏低每月200元，那么用工企业每年因此而多获得4400亿的利润。此外，还有两个因素是不得不考虑的，一个是漂流在茫茫城市中的约300万打工者子女没有接受恰当的义务教育（每个孩子的每年学费至少在600元，每年约20亿）。另一个因素是进城务工者均处于青壮年，为其提供暂时就业机会的企业往往不必支付，或努力逃避支付对他们的养老等社会保障税费（按照工资收入的1/5计算社会保障税费，此项资金在每年800亿左右），这种无节制地套取“人口红利”，毫不考虑劳动者自身健康传承的用工方式，只能是劳动力价格的过度竞争定价，与企业商品的市场化定价，以损失一代人的健康、养老和下一代人的教育为代价的，大小企业主们每年攫取了5200亿的“人口红利”。这种问题的严重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日益严重，贫困的劳动大军因微薄的收入制约，不仅使得启动内需成为徒劳无益的空话，也使得后续劳动力缺乏足够的良好的教育和身体，使得中国劳工跌入到20世纪初期缪尔达尔所形容的“贫困陷阱”之中。

　　最后，关于国有企业产权扭曲的定价和转让机制。从“攻坚战”到“分拆热”，从带来银行体系的问题再到造成资本市场的痼疾，国有企业带来的问题，比维持他们的存在能解决的问题，要远远多得多。笔者曾经试算过三年国有企业攻坚战的损失，其数额之巨，以万亿级计。总结一下，即便忽视错综复杂的国有企业问题，仅仅资金、土地和劳动力三项，目前每年带来的损失就在11500亿，高达GDP 的9％，或者说，这几乎就是近两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了！

　　五、警惕“新双轨制”的持续自我强化

　　简要的总结是，新双轨制给中国经济带来的直接损失每年至少在11500亿元，它依赖要素定价的扭曲和要素市场的不发育作为一个轨道，而一般商品和服务价格已经市场化作为另一个轨道而运行，持久地维持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不接轨的基础，在于公共权力部门自身缺乏节制，或者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根本改革的内容日见其少，临时凑活的调控内容日见其多，以调控取代必要的改革，意味着改革的庸俗化。

　　让我们再回顾一下，第一、为什么资金定价难以市场化？应该说，目前利率市场化的进展比较迅捷，但这种利率市场化如果不能建立在产权清晰的、具有较好内部治理结构的商业银行之上，不能建立在上市公司创造价值的资本市场的基础之上，那么进一步放开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时，目前已经分拆的国有企业集团间无度竞争的情况，就会在银行业翻版再现。这逼迫我们思考银行业改革必须以产权改革为基点才能推进正常的市场竞争，而若政府不能直接支配银行，那么财政困难则立即显性化，因此国有银行的问题不过是附属于中国财政的转型问题，而中国公共财政框架的确立，则已经超越了经济体制改革本身。

　　第二，为什么土地定价不能市场化？其原因几乎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即便土地所有制度短期内难以产生变革，也应该考虑改变土地征用过程中的一系列已有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应该形成怎样的财政联邦制架构，使得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统一起来，不必过度依赖举债和卖地维系运转？还包括如果将征地划分为公益性征地和经营性征地，对公益性征地实行不完全补偿，对经营性征地实行完全补偿。那么再土地征用方面，能不能罗列式地明示什么是“公益用地”？

　　第三，为什么劳动力价格不能市场化？如果要讨论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那么在中国当务之急，不是讨论基于结果的公平，也不是讨论基于权力或者起点的公平，人们的劳动工作仅仅是其生命中的一段，沿用亚马蒂尔。森的观点，中国必须注重“形成人的能力”的公平，或者说无论生活在大都市或者偏远农村，在未成年人进入就业市场这个起跑线之前，社会应该提供给他们起码的教育、医疗和必要的公共设施便利；在渐渐年迈退出就业市场这个终点线之后，政府，企业和劳动者自身应该共建一个能维持其逐渐丧失劳动能力之后的晚年生活保障。或者说，如果只取青壮年劳动力这一段“人口红利”，忽视在此前和此后的问题，那么现在和将来我们会面临更巨大的困难，即便不能形成一个覆盖城乡的义务教育和社会保障体系，但至少目前应该有维持全体公民基本生存的“社会安全网”。

　　第四，国有企业问题为什么难以解决？现在看来，已经到了应反思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下定位的基础性问题的时候了，国有企业的困境反映出其规模已不是国家财力可以承受的，因此在一般性竞争行业应果断退出，在基础设施领域应充分存在，在垄断部门应以官本位进行激励约束以防止垄断利润的流失。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是怎样的角色？它应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从属性地直接配置资源的经济部类，国有企业从本质上讲根本不是“企业”并且有其严格有限的存在空间，用市场约束国有企业较之用官本位约束国有企业更为危险。国有经济的角色，大致也就是塞林格所描写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的角色，是作为市场失灵时的拾遗补缺的角色。

　　警惕这种“新双轨制”吧！它是以套取已经市场化的商品价格体系，和尚未市场化的要素价格体系之间的巨大利益而寄生着的；它是自下而上的、不断自我强化的过程，利用资金、土地、劳动力和国有企业改制的机会越多，腐败收益越大，参与到游戏之中者就越庞大和亢奋；它是脱离了改革永远都不会“并轨”的，对渐进改革的庸俗化扭曲，因为很大程度上，需要被改革的已经是多年前改革的推动者，也是在“新双轨制”之下既得利益者，更是对深化改革的拒斥者。如果说“旧双轨制”是一种渐进的、局部的制度创新，那么“新双轨制”就是累退的、整体的制度蜕化。从这一轮宏观调控来看，根源恰恰在于土地、资金等要素的价格扭曲。而现在，自下而上的基层民主和自上而下的宪政体制建设，应该说才是在我们试图建立有序的、正常的要素市场之前，就必须首先启动的迫在眉睫的工作。

　　备注：1988年，吴敬琏老师曾经组织了旧双轨制带来的种种弊端的讨论，并将讨论汇编为《腐败：货币与权力的交换》一书出版，1993该书重印时，吴老将书更名为《腐败：权力与金钱的交换》，到了1999年，吴老为该书第三版作序时指出，时光流逝，但腐败问题更尖锐了，贪官污吏们依然猖獗，他们的设租敛财活动有时已经以“全面加强管理”之类冠冕堂皇的名义公然进行，五年前吴老在第三版再度更改的书名仍然值得我们思考：《腐败寻根：中国会成为寻租社会吗？》中国的改革不是没有看清彼岸，但如何能到达彼岸？

　　来源：燕南首发（http://www.yanna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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