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结论隐含的政策含义也是相当明显的，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我国政府可以通过适当提高通货膨胀率的办法来获取更多的铸币税收益，但通货膨胀率应控制在11%-14%之内，否则反而会降低铸币税的征收数量。对于一个理性的政府来说，保证铸币税的征收一直处在"有效率的区间"是至关重要的，这一方面能够避免恶性通货膨胀的产生，另一方面也获得了最优的铸币税收益；第二，由于我国货币需求的通货膨胀半弹性系数较高，达到铸币税最大化的货币余额增长率（22%-24%）与发达国家相比就显得要低很多，但是，为了不至于突破我国居民的通货膨胀承受能力（我国居民所能够忍受的通货膨胀率，可以看作是最大化铸币税的通货膨胀率，在12%左右），有必要把货币余额增长率控制在19.6%以内，这不仅是最大化铸币税征收的需要，同时更是避免经济动荡的需要；第三，由于我国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较大（超过了1，达到1.5），所以，较高比例的铸币税征收并没有引起较高的通货膨胀。另外这也说明，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是铸币税征收的必要条件，一旦经济增长的脚步放缓，甚至停滞不前，我国铸币税就会失去很大一部分征税的税基，铸币税的征收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第四，由于铸币税收入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拉弗曲线的关系，所以，固定的铸币税收入就有可能在一个低通货膨胀率的水平上获得，也可能在一个高通货膨胀率的水平上获得。为了追求更高的铸币税收入，非理性政府完全有可能以加速通货膨胀的方式来获取超出最优铸币税的数量，从而使得实际的通货膨胀率超过最大化铸币税所对应的通货膨胀率，在这种情形下，为了避免通货膨胀无法控制的急剧恶化，政府就可以通过降低通货膨胀率来获得稳态的最优铸币税收入。

　　应当说明的是，上述政策含义只是基于理论上的推导，并建立在一系列的假定基础之上，在现实当中利用铸币税来为政府融资是否可行，还要综合考虑其他各方面的因素，比如：政府、企业、居民、金融机构等利益主体之间利益的权衡；适度提高通货膨胀所带来的社会成本和福利损失；居民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以及居民的通货膨胀的承受能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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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收入文库时间为2007年10月6日。

文章来源：原载《经济研究》200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