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基于现金先行模型重新构建了我国的实际现金余额需求函数，并在实际现金余额需求函数的约束下，假定我国政府的目标是追求铸币税最大化，推导出了铸币税最大化的通货膨胀率和货币余额增长率的公式。在此基础上，探讨了铸币税征收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并利用我国1952-2004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为了避免恶性的通货膨胀和最优化铸币税的征收，我国的货币余额增长率应当控制在22%-24%以下，通货膨胀率应当控制在11%- 14%以内。

　　关键词：铸币税；通货膨胀；现金先行模型；货币政策

　　*吴汉洪，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邮编：100872，电子信箱：wuhanhong @126.com；崔永，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邮编：100045.本项研究为中国人民大学"985工程"建设项目"中国经济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的成果之一。文章仅仅代表个人的学术观点。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所提出的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一、引言

　　铸币税是指政府通过垄断货币发行权而获得的收入，它是政府弥补财政支出的重要手段之一。

　　许多经济学者都强调了铸币税在政府融资中的重要作用，政府除了依靠税收、国债和外债之外，更多地采用征收铸币税的手段来为政府融资（Fischer ，1982；Drazen，1985；Grilli ，1989；Gross，1993）.据测算，1960-1973年期间，发达国家铸币税收入占政府总收入的6.1%，之后的1973-1978年期间，铸币税收入占政府总收入的比重为5.9%（Fischer ，1982）；另据测算，1971-1990年期间，世界90个国家（不包括中国）铸币税占政府总收入的比重平均为10.5%（Click ，1998）.可见，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铸币税收入已成为弥补政府支出的一个重要来源。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债务负担率过高、税收体系不健全、金融市场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更加需要依靠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即政府通过直接向中央银行借款或间接向中央银行卖国债等方式来弥补显性的财政赤字，或者通过金融功能对财政功能的替代的方式，来弥补隐性的财政赤字。此时就会带来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从而出现铸币税问题。研究表明，在 1971-1990年期间，世界90个国家（不包括中国）铸币税占GDP 的比重平均为2.5%（Click ，1998）.南欧国家铸币税占GDP的比重在2%-4%之间（Horrendorf，1997）.中东欧转轨国家之间则存在较大的差异，但大部分国家铸币税占GDP 的比重在1%-4%的水平上（Hochreiter et al，199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曾于1998年分别考察了欧洲和北美等21个发达国家以及亚洲和拉丁美洲等79个发展中国家，得出结论： 1980-1995年期间，发展中国家铸币税收占GDP 的比重平均在1.4%-3%之间，大大高于发达国家平均在0.64%左右的水平。而中国在同一时期，铸币税占GDP 的比重平均为6.52%（Masson et al，1998），除了少数几个发生过超级通货膨胀的国家之外，已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

　　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财政税源不足、投资者对政府债券缺乏信心或者国债规模居高不下，政府只能借助于发行货币（即征收铸币税）来弥补财政赤字的时候，除非公众增加对货币的持有，否则就会引起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的发生将使得实际铸币税减少；政府为了不使实际铸币税减少，就必须进一步增加货币发行，从而使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余永定，1999）.然而在我国，较高比例的铸币税的征收并没有引起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其中主要原因是由于经济转型导致实际货币需求的增长，产生了大量的无通货膨胀压力的超量货币供给，政府从中获取了货币发行收入（铸币税），再通过集中分配这笔收入，从而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谢平，1996）.这说明，我国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可能足够大，以至于使得我国政府能够最优化铸币税的征收成为可能。无可否认，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必然会带来通货膨胀压力的加大，甚至通货膨胀率的大幅度上升，但是，这种最优化铸币税的征收行为会不会像经济学者们所普遍认为的那样导致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的急剧恶化呢？这是目前理论界还没有解决或者说解释清楚的问题。

　　近年来，铸币税问题再次引起了国内经济学界的普遍关注（王利民、左大培，1999；余永定，1999；张春霖，2000；李华民，2002；曾康霖， 2002；范建军，2002；谢冰、邹伟，2003；周立，2003；王进杰、贾英姿，2004；汪洋，2005），但铸币税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关于这一问题，存在一个能够被普遍接受的观点，即铸币税的征收像其他财政税收一样，遵循拉弗曲线（Sargent and Walace，1981，1987；Liviatan ，1983）.这样一来，以铸币税填补财政赤字的不同做法对通货膨胀就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由于铸币税的征收遵循拉弗曲线，政府通过发行货币弥补财政赤字的做法就会存在双重均衡，经济既可能处在高通货膨胀的均衡，也可能处在低通货膨胀的均衡。现在问题就转化为：如果铸币税的征收存在拉弗曲线，那么达到铸币税最大化的通货膨胀率又是多少呢？是不是高到政府最大化铸币税征收必然会带来超级通货膨胀，以至于铸币税与通货膨胀表现出完全的正相关关系呢？关于这一点， Friedman（1971）证明了最优铸币税条件下的通货膨胀既可能很大，也可能很小；既可能出现通货膨胀，也可能出现通货紧缩。Ashworth和 Evans （1998）的研究也表明，在货币流通速度既定的假设前提下，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并不会因为实行最优的铸币税政策而提高。中国的经验也验证了铸币税的征收与通货膨胀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或者说，我国铸币税的征收与通货膨胀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至少从长期来看是这样的。

　　然而，长期以来，经济学界却普遍认为，高通货膨胀率通常是由政府为了弥补财政赤字而征收铸币税引起的（Van Wijnbergen，1989；Buiter Willem H.1990；Easterly andSchmidt2Hebbel，1994）.不同学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之所以存在差异，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所设置的货币需求函数存在不一致。根据不同形式的货币需求函数，稳态的铸币税遵循拉弗曲线，即铸币税随着通货膨胀率的提高经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这样一来，肯定存在一个铸币税最大化的最优通货膨胀率π*.

　　π*的大小取决于货币需求函数的形式，更具体地说，取决于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系数和通货膨胀半弹性系数。基于这一事实，高通货膨胀经济形成的原因可能存在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虽然经历高通胀，但经济依然运行在拉弗曲线的左边或者叫做"有效率的区间"（efficient side）.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把高通胀视为政府追求铸币税最大化的结果；第二种情况，经济运行处在拉弗曲线的右边，或者叫做"错误的区间" （wrong side）.如果通货膨胀率超过了π*，而且相当稳定，这就可能说明经济存在一个高通胀率均衡；最后一种情况可能是政府缺乏"名义锚"（nominal anchor ）（Fischer ，1982），或者是由于"巴罗2戈登效应"（Barro-Gordon，1983）所导致的货币当局没有能力保持事先的承诺（Kiguel and Liviatan ，1994），或者是由于政府的贴现率足够高，以至于政府需要背离稳定的政策，以求忍受短期的成本来换取长期的利益。如果通货膨胀率高于π*，并在加速上升，说明政府需要筹集更多的铸币税s ′。超过s（π*）的铸币税s ′的征收只可能通过制造持久的加速通货膨胀来获得（Kiguel，1989；Bruno and Fischer ，1990）.

　　这样一来，估计铸币税最大化的通货膨胀率就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传统的估计方法大多利用了Cagan （1956）构建的一个半对数现金需求函数模型，在"Cagan现金需求函数"中只考虑通货膨胀对货币需求的增长，没有考虑收入增长所吸收的货币（即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系数为0），因而，该函数只能适用于无增长的超级通货膨胀国家。后来的大多数经济学者都是基于Cagan 模型进行研究的，所得到的结论是最优铸币税的通货膨胀率往往都很高，甚至达到100%以上或者更高，铸币税的征收一直处在"有效率的区间"，铸币税与通货膨胀就存在必然的正相关关系，符合上文表述的第一种情况，从而理所当然地认为通货膨胀是政府最大化铸币税征收的结果。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温和通货膨胀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货币需求函数具有不同的形式，首先收入增长成为吸纳货币投放的一个主要因素，其次，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相对于发达国家要高。

　　因此，为了准确估计铸币税最大化的通货膨胀率，一个首要的前提就是要准确估计出中国的货币余额需求函数。对于这一问题研究的政策含义也是相当明显的，如果我们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我国的通货膨胀并不是由于最优化铸币税的征收而引起的，或者说政府最优化铸币税的行为并没有引起通货膨胀的加剧，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利用铸币税来为政府融资、刺激经济和扩大内需是可行的，至少在理论上说是可行的，实际上是否可行还要综合考虑适度提高通货膨胀情况下社会的福利损失、经济的运行成本以及居民对通货膨胀的承受能力等等因素。

　　本文主要是围绕上述问题展开的，目的也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为此，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接下来的第二部分主要是基于现金先行模型推导出中国的货币余额需求函数，在假定政府追求铸币税最大化，并面临居民货币余额需求约束的框架下，探讨了铸币税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第三部分则对第二部分所推导出的模型进行了实证的检验，验证了我们模型的合理性，并计算出我国最大化铸币税的货币余额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第四部分则给出了一些结论和相关的政策建议。

　　四、结语

　　本文假定我国居民的行为是在现金先行约束和预算约束的条件下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并基于现金先行模型构建了我国的实际货币余额需求函数；并在实际货币余额需求函数的约束下，假定我国政府的目标是追求铸币税最大化，推导出了铸币税最大化的通货膨胀率和货币余额增长率的公式，并在此基础上，主要探讨了我国铸币税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

　　我们利用我国1952-2004年的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最大化铸币税的货币余额增长率为19.6%；最大化铸币税的通货膨胀率在11%-14% 之间。通货膨胀率一旦超过11%-14%的水平继续上升，进入"错误的区间"之后，由于公众越来越不愿意持有货币，货币实际余额将会以比物价上升更高的速度下降，这样一来，政府所征收的铸币税就会下降，政府为了获得更高的铸币税收入，就必须进一步加速通货膨胀的上涨速度，这又会导致货币实际余额的进一步加速下降，最终会导致恶性的通货膨胀，政府也最终无法征收到铸币税（余永定，1999）.可见，超级的通货膨胀率（在我国是指超过11%-14%以上的通货膨胀率）并不是一个理性政府优化铸币税征收的结果，而是非理性政府盲目追求更高铸币税的结果。这也就是说，在我国最优化铸币税的征收虽然会引起通货膨胀压力的增大，甚至通货膨胀的大幅度上升，但并没有引起超级的通货膨胀（例如：1985-1995年期间，我国的平均通胀率也仅仅达到12.33%，与最优化铸币税的通胀率相差无几），只有政府通过加速通货膨胀的方式来盲目地追求更高的铸币税的时候，才会引起超级的通货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