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①物价补贴包括了粮棉油价格补贴、平抑物价等补贴、肉食品价格补贴以及其他价格补贴。
    ②数据来源于国务院清理三角债领导小组1992年12月28日的《关于全国清理三角债工作情况的报告》。
    ③为了阐明国有银行这些年来承担改革成本这一事实，本文借用了这一调研报告的研究结论。由于数据限制，本文无法对这些结论做进一步的考证。但本文的目的并不在数据本身。
    ④严格讲，除了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外，国有控股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以及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也承担了部分改革成本，但数量不大。在数据可得性的约束下，下文对转移而未支付的渐进改革成本的分析主要以四大行为对象。
    ⑤这一信息不对称的约束条件往往滋生于腐败。例如据审计署的报告，信达长沙办事处在处置一批土地资产时，先收取裕东龙公司价款，使其成为唯一竞拍人从而获得650万的成交价。而之后裕东龙公司为取得抵押贷款而重新委托的评估价为6523万。
    ⑥近年来，出现过国有银行跳过AMC直接与国外投行进行不良资产处置的案例。在这些案例中，所涉及的不良贷款数额较小，且损失由商业银行自行承担，因此我们将其视为国有银行商业性不良贷款，而非承载改革成本的不良贷款。
    ⑦严格讲，这一假设是不严密的，我国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也承担了部分改革成本，但具体的数据无法获得。而我们的目标也并非计算结果，而只是通过估算渐进改革成本规模来说明问题，因此做了这样的简化处理。
    ⑧信达首次收购的3730亿不良贷款中有1000亿是国家开发银行剥离的，这部分不良贷款大都是政策性贷款，因此也将其纳入渐进改革成本。
    ⑨当然，华融第一次获得的工行不良贷款与2005年工行剥离给长城的不良贷款的质量肯定会有所差异，而且资产管理公司的处置水平也在动态变化，处置回收率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本文只是为了理论论述的需要而做了必要的简化。
    ⑩本文推导出的估值模型并不具有精确的统计意义，因而这一数据也只是从理论上说明“国有银行财务重组在客观上形成了对存量改革成本的发现机制”这一观点。
    (11)工行其余1240亿财务资金保留为财政部的资本金。参见《新工行问世：国有银行改革棋到中盘》中对工行董事长姜建清的访问，《中国证券报》2005年10月29日。
    (12)根据建行2004年年报，2004年建行实现净利润483.88亿，扣除5.14亿盈余公积，有可供分配利润478.74亿。加上建银投资10.653％的股份，汇金实际持有建行股份的95.881％，应得红利为459.02亿元。汇金实际拿走27.9亿元，其余431.12亿元作为国家补充款项返还给建行。这部分“国家补充款项”是否作为充实资本金年报没有披露，本文在后面计算成本支付时姑且做这种解释。
    (13)在资产管理公司的公司章程里只将这些金融债券称为“公司债券”，是否由中央财政担保没有特别说明。然而，四大AMC是财政部分别以100亿元注册资本出资建立的。在建行香港上市的招股说明书的“风险因素”中对金融债券做了这样的说明：“就本行重组一事，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于2004年9月15日发出通知，规定：(1)从2005年1月1日起，如果信达公司不能向本行足额支付债券利息，财政部将提供资金支持；(2)对信达债券的本金支付，必要时财政部将给予支持”。显然，财政部对金融债券的隐性担保是存在的。
    (14)参见《工行财务重组落幕》的报道，《21世纪经济报道》2005年7月14日。
    (15)在实际操作中，央行并没有额外发放5739亿再贷款，而是将四大国有银行5739亿再贷款负债和等值的不良资产一并转移至四大AMC的资产负债表上。
    (16)用于核销中行、建行和工行坏账的财政资金为2746亿元人民币；为了在建行上市前充实其资本金，汇金公司分红返还和国家所得税的税收优惠形成了654.99亿元的国家补充款项；用于注资的外汇为600亿美元，由于外汇注资发生在汇率改革之前，因此我们以1∶8.2765将这部分资金换算为4965.9亿元人民币。两部分资金总额为8366.89亿元人民币。
    (17)这里，中央财政收入中不包括国内外债务收入，支出中不包括国内外债务还本付息支出和用国外借款安排的基本建设支出。
    (18)包括1999年国有银行首次剥离不良贷款所发行的8200亿金融债券和2005年向工行发行的2460亿金融债券。
    (19)隐性负债包括了财政担保发行的1.07万亿的债券和央行的1.2万亿的再贷款和央行票据。
    (20)因篇幅的原因，本文在此不予展开。
    (21)工行财务重组方案区别于建行、中行的关键之处也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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