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国农贷制度是一个迄今尚未破解的谜团，本文试图在梳理既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

为破解这一谜团提供一个长期视角。与既有的大多数研究相比，本文的讨论侧重于农贷制度的需求层面。

本文的讨论发现，中国农户的融资次序耐人寻味，

主要表现为，在农业收入不足以抵补维生成本时，

首先考虑增加非农收入，其次才寻求信贷支持。就信贷支持而言，先争取国家农贷，再谋求民间熟人信贷，最后是高利信贷。

本文的研究还揭示出，在中国，长期以来，国家与农户在分割有限农村剩余过程中存在一种脆弱的平衡，

而国家农贷制度的基本功能则是维持这种平衡。

由于这种平衡的维持具有节约国家管理与控制社会经济活动的效用，

因此单方面改变国家农贷制度功能（如商业化）的努力注定要无功而返。

此外，中国目前以民间借贷为主的农贷格局具有很强的内生性、路径依赖性和合理性，

在政策上切忌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对其进行改造。

从长远看，决定中国农贷制度改革与发展绩效的根本因素是农户收入的增加与农业经济的进步，

而不是决策层改造现存农贷制度的决心与努力。

关键词： 农户的信贷需求  国家  农村社会与小农家庭  农贷制度 

一、 引  言

从总体上看，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文献，不论国内国外，都十分丰富。但相比之下，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专门研究中国农贷问题的成果则并不多见。最近10多年来，在国内，专门研究中国农贷问题的文献多了起来。但从总体上讲，立足长期历史演进视角者寡，而关注短期迹象与政策者众。当然，有些成果如林毅夫、G.Feder、刘遵义和罗小朋的合作论文《中国的农业信贷和农场绩效》（1989）、谢平的《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体制改革的争论》（2001）以及张军的《改革后中国农村的非正规金融部门：温州案例》（1999）等也不乏创见。不过，它们在国内有关农村金融问题讨论的市场中并不占“主流”位置，且缺乏更多的后续性研究。总而言之，中国农贷制度演进与结构的谜底远未被人们所认识。

中国农贷制度问题，牵扯层面繁多，需要选择适当的分析视角。本文之所以要选择长期视角，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历史演进过程几千年连续不断。即便是最近几十年的农贷制度变迁，也只有将其置于几千年的长期演进过程进行考察，才能窥其真面目。在确立了长期视角之后，紧接的问题就是，贯穿于几千年且延续至今的农村金融制度的基本框架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早在西周确立的国家农贷制度会一直延续至今？乡村友情借贷绵延千年的经济社会基础究竟是什么？农村高息借贷在其中扮演着何种角色？等等。要回答上述问题，我们首先需要确认研究中国农贷制度的基本单位或者分析细胞。只有如此，有关中国农贷制度问题的讨论才能寻找到一个起码的逻辑支点。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2节简要综述解释农户的一些经典理论；第3节借助黄宗智的小农命题和“拐杖”逻辑，分析中国农户特殊的收入结构；第4节描述中国农户与国家之间的信贷联系以及对国家农贷制度的内在需求；第5节通过修正贝克尔的家庭理论阐释中国小农家庭的特殊功能与金融偏好；第6节讨论中国家庭圈层结构的信贷影响；第7节对农村信贷的供求结构进行尝试性解读；第8节是全文的简短结语。

二、 认识农户：一个理论史的简要回顾与评论

毫无疑问，认识中国农户的性质、行为及其制度环境是讨论农贷制度问题的逻辑起点。从理论史的角度考察，一些经典作家对农户或农民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观察，留下了许多珍贵文献。显然，我们需要首先窥探这些经典文献中的农户及其行为。

研究农户行为的经典文献可以大致划分为两类，一类强调小农的理性动机，另一类则坚守小农的生存逻辑。就前者而言，美国经济学家、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T.W.舒尔茨（Schultz）认为，农户相当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单位，农民比起任何资本主义企业家来毫不逊色，基于此，改造传统农业的出路在于激励农民为追求利润而创新的行为（1964）。S.波普金（Popkin）更是直言，农场完全可以视作资本主义的公司，小农无论是在市场领域还是政治社会活动中，都更倾向于按理性的投资者的原则行事（1979）。由于以上两者的观点十分接近，因此，人们将其概括为“舒尔茨－波普金命题”。这一命题实际上强调了，对于农户或者小农，重要的是为其提供所谓的“现代市场要素”和创造外部市场条件，至于小农如何行事，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若基于此命题，我们可以初步推断，中国的农户如能被确认为富于理性的小农，那么，就没有必要单独为其设计一套农贷制度安排，而只需将现在已经存在并很好地服务于现代经济的金融体系直接延伸到农村经济，为农户提供金融服务即可。

与“舒尔茨－波普金”命题的乐观倾向相比，小农经济的“生存命题”则显得有些悲观。在A.V.蔡亚诺夫（Chayanov）对这一命题的最初表达中，小农的行为就已明显偏离经济计算的路径。他认为，小农的行为不同于资产拥有者，因为他不雇佣劳动，因此难以计算成本收益；其产品也主要是为了满足自身消费而不是追求利润。在这种情况下，小农的最优化选择就取决于自身的消费满足与劳动辛苦程度之间的均衡，而不是成本收益间的比较（1925）。对于蔡氏的上述结论，经济人类学家K.波兰尼等（Polanyi）从另一视角做出了回应。波兰尼的观点要比蔡氏来得尖锐和深刻，因为他直击到小农问题的哲学层面和制度维度。在波兰尼看来，研究小农农场的经济学范式应当是“内生性”的，而不是先验式的。最要紧的是，我们不能动辄拿起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精致工具”来丈量和刻画另一种类别的经济。这就意味着，研究小农经济需要能把经济过程作为社会的“制度过程”来看待的特殊方法和框架。后来，美国经济学家J.斯科特（Scott）通过细致的案例考察进一步阐发和扩展了上述逻辑，并明确提出著名的“道义经济”命题。在斯科特看来，小农经济坚守的是“安全第一”的原则，具有强烈生存取向的农民宁可选择避免经济灾难，而不会冒险追求平均收益的最大化（1976）。实际上，斯科特所揭示的这一“生存伦理”构成前资本主义农业秩序中诸多技术、社会和道德安排的基础，农村信贷安排自然也不例外。

不过，如果根据以上两个视角来考察中国农村经济中的农户，得出的结论都难免简单化。中国的绝大多数农户并不能够简单地依据他们是否会追求利润还是谋求生存来划分。中国农户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深刻了解这种内涵对于我们随后评判和解析农户的金融行为以及相应的金融制度安排意义重大。

三、 “拐杖”逻辑与中国农户收入结构的特殊性

要解读中国的农户，华裔学者黄宗智教授的贡献是难以逾越的。在对中国小农经济进行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黄宗智提出了自己独特的“小农命题”，从而对上述正统命题提出挑战。对黄氏小农命题的解读将构成我们分析中国农贷制度问题的重要基础。长期以来，黄宗智的小农命题被研究中国农村经济与社会问题的学者奉为经典。由于这一命题依据的是实例的历史调查与分析，因此颇具说服力和可信性。

黄宗智小农命题的核心是对小农经济“半无产化”的定义与刻画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著名的“拐杖”逻辑。在黄宗智之前，人们已经对中国小农经济的特征做过大量描述和确认，黄宗智自然也认同对中国小农经济的“过密化”刻画，但他对过密化的讨论，旨在表明，由于过密化源自一个农户家庭不能解雇多余的劳动力，因而中国的小农经济不会产生大量原本可从小农家庭农场分离出来的“无产－雇佣”阶层。进一步地，既然多余的农村劳动力无法独立成为一个新的阶层，那么他们就必然会继续附着在小农经济之上。这种状况长期决定着中国农村经济的制度结构、演进走向以及总体绩效。

存在多余的劳动力而又无法转移出去，或者说，暂时离开农村小农家庭的劳动力对小农经济仍然心存眷顾，他们有时十分贫困甚至挣扎在生死线上，但就是因为无法割舍几亩农田而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雇佣劳动者。这种现象被黄宗智称作“半无产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小农家庭的收入构成就包括家庭农场收入和非农佣工收入。而如果我们走向中国历史的深处，就会发现，这种情形已经存在几千年了。而且，这种收入格局并不限于贫困农户，即便是富余大户，也是如此，即所谓“以末致富，以本守之”是也。由此可见，黄宗智所提出的小农的半无产化实际上概括了一个绵亘中国长期历史过程的传统。

我们感兴趣的是这种概括所具有的解释力，它不仅可以解释20世纪50年代－70年代中国农村的集体主义运动，而且也能解释20世纪70年代末期一直延至当下的处于改革过程的农村景象。就集体主义运动而言，合作化了的生产队以及大队与历史中的家庭农场并无本质差异，它们都是一种生产与消费功能合而为一的单位。和家庭农场一样，生产大队不具备解雇剩余劳动力的权能。因此，按照黄宗智的判断，过密化在集体化时期仍在发展就显得非常顺理成章和合乎逻辑。重要的是，这种情形是一个长期演进过程的结晶。如果我们试图在短期内一下子用其他方式和制度安排（如经营式农场）将其取而代之，则首先“挤出”的是大量的“无产化”农业人口；而通过“过密化”过程积攒千年的小农人口一旦突破家庭农场的特殊“栅栏”，或者非得将“半无产化”转化为“无产化”，则后果无疑是灾难性的。

改革以来的情形表明，原有的逻辑在继续发展。与几个世纪以前的状况相类似，在改革后的许多农村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一个成年男子无法依靠农业佣工（或进城打工）来养活一家子人，因此失去自家农场而成为一个纯粹的雇农（或城市雇工），就等于面临家族灭绝的命运。费孝通先生早年所描述的情形依然适用于改革以来的农村状况，他写到，对于这些小农家庭，农业或者农业土地是一种生存保险，更是尊严的依托（1939，pp.160－162）。因此，农户或农民之依赖土地，并非只是出于经济收入的考虑，对于他们而言，寄托于土地的东西太多太多。经济收益可以寻找替代物，但渗入农业和土地的其他传统、文化、尊严与情感，则难以割舍和替代。基于此，对于“进城务工收入仅是家庭农场的某种补充而不是替代”这种说法，我们就不能只作量上的考量。即便非农收入已经大大超过了农业收入（如东南沿海一些省份的农村家庭），也依然改变不了它的补充角色。对于这种情形，黄宗智将其形象地概括为中国小农经济的“拐杖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