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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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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自由化、政策一致性与金融脆弱性 |
| 理论框架与经验证据 |
| 作者：章奇，何帆，刘明兴 访问次数： 更新日期：2006-12-2 20:04:40 来源：博士咖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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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选择经济政策的时候，也存在经济学意义上的最优化问题，即政府必须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选择使得其目标函数最大化的政策组合。但是，问题在于，政府经常面临在同一时期实现多重目标的任务，因此导致政府的政策选择往往是次优的。为了完成多重目标，政府会选择特定的政策组合，也就因此出现了政策之间的一致性问题。政策的一致性可能出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各种政策之间究竟是互相补充还是相互冲突。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的目标函数可能发生变化，原来的政策组合之间的一致性可能不再存在，新旧政策之间也存在究竟是相互补充还是相互冲突的问题。
举例而言，在传统计划体制时期，中国政府的目标函数主要包括：（1）经济增长。尤其是，建国之后中国政府选择了重工业化战略以实现高速经济增长和赶超目标；（2）充分就业。这是由于政府和公民之间存在着隐含的“社会契约”，即政府向公民提供就业机会和各种福利，公民向政府提供合法性支持。
林毅夫等（1994）谈到，在资本稀缺的约束条件下，为了发展重工业，必然带来扭曲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例如实行利率和汇率管制、压低投入品特别是农产品的价格等）、高度管制的资源配置体系（政府直接参与稀缺资源的配置并实行贸易垄断、实行向城市和工业企业倾斜的社会福利政策，等等）。为了达到充分就业的目标，政府又建立了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不仅仅是生产活动的基本单位，还是具体承担就业创造和提供医疗、养老、教育等福利的政策工具。扭曲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的国有企业恰好起到了相互补充和配合的作用。和中国类似，印度在其独立后不久，就在尼赫鲁的领导下将重工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韩国政府从60年代至70年代初曾不遗余力地大力推行经济的重工业化，而以中南美洲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也实行了进口替代战略来推动国家的工业化。但是，但是，即使是出于相似的政策目的，由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同的国家推行扭曲性经济政策的方式、方法以及程度也不会完全一致。比如，全面的国有化对社会主义国家而言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类似的做法在资本主义国家便不可想象。从政策实施效率的角度看，不同政策之间的协调程度越高，政策执行成本就越低，政策效果也就越明显。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正是不同国家之间政策选择的不同，导致了各国对经济政策干预程度以及经济后果的不同。
由于过度强调资本密集度的提高，违背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资本相对稀缺的国情，因而一般而言这些优先发展部门或企业的效率和投资回报率较低（Cho
and Kim,
1995），导致一旦处在开放的、竞争的市场环境下竞争力会迅速降低甚至缺乏自生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政策必然造成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寻租行为和腐败，以及宏观经济的不稳定，等等，从而不可避免地带来极大的成本。从动态的角度看，政府必然会在政策成本和收益之间不断权衡并进行调整。这种动态的权衡与调整正是自80年代以来各国不断实行经济和金融自由化的原因与动力。
金融自由化政策乃是政府为实现多重目标而采用的政策工具之一。首先，金融自由化政策将遇到是否和其他政策工具比如国内经济发展战略是否一致的问题。在实施重工业战略时期，政府往往采用金融压抑政策（包括高度集中的金融体系、对金融体系实现较大程度的国有化、利率控制、指导性或政策性贷款、较高的准备金要求以及较高的银行进入壁垒，等等）以确保稀缺金融资源投入优先发展的部门和企业中去。其次，由于金融自由化是一个动态的进程，在此进程中政府的目标函数和政策组合也会发生调整，金融自由化也会面临这种调整过程中的一致性问题。本文希望指出的是，金融自由化所面临的这两种政策一致性将对金融稳定性以及爆发金融危机的概率产生直接的影响。
我们在图1中列出了金融自由化和政府干预经济的其他政策的组合情况及其对金融危机爆发概率的影响。为了分析的简便，我们列出两种不同的金融自由化政策，一种是金融自由化程度较高，另一种是对金融体系仍然实行了较多的管制；同时，我们列出了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两种不同后果，一种是政府干预导致经济扭曲程度较高，另一种是尽管政府干预经济，但却是通过“支援之手”
（helping hand）提高市场效率，并不对资源配置带来过多的扭曲。
图1 政策组合与金融危机概率
经济扭曲程度
低 高
金融自由化 及其程度 低 A (-) B
高 C D (+)
注释：(-) / (+)分别意味着存在较低/高的爆发金融危机可能性。
由图1可以区分四种不同的情况：
情况A：让市场力量发挥基础性作用，同时进行某种程度的金融管制甚至某种程度的金融压抑（例如本世纪90年代前大多数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工业化国家，包括90年代后的中国）；
情况B：政府推行扭曲的经济政策，同时保持高度的金融管制和资本控制，尤其是对资本自由流动进行控制（例如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情况C：让市场力量发挥基础性作用，同时推行了金融自由化政策（如大多数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发展中工业化国家、地区如上世纪80年代后的新加坡、中国台湾等）；
情况D：继续推行扭曲的经济政策或放任在原体制下所积累的各种问题，同时推行金融自由化（例如亚洲金融危机前的韩国、上世纪80年代的菲律宾、智利）。
就情况A和情况C而言，因为政府奉行市场导向的经济政策，因此并不存在人为扭曲的宏观经济环境与资源配置，在这种情况下无论金融体系是否实行了金融自由化，企业的竞争力都不会很低，整个经济运行的绩效也会较高，投资者对未来经济发展的前景也具有信心。此时即使金融监管存在一定的缺陷，由于实质经济基础稳固，积累在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也就较少，爆发金融危机的概率也就相应较小。
在情况D，由于在金融自由化条件下，金融控制的屏蔽和缓冲作用已经不再存在，因此由现在或过去扭曲的经济政策所导致的金融风险会很容易暴露出来并引发金融危机。
以上分析为我们理解金融自由化和金融脆弱性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点：
1.
首先，和那些经济政策主要遵循市场导向的经济体相比，实行扭曲性经济政策，对经济进行管制的国家实质经济效率更低，竞争力更弱，更容易在银行系统中积累起呆帐和坏账，导致金融体系问题更多，也更加脆弱，产生金融危机的概率也就更大；
2.
其次，如果政府对金融体系进行严格管制，尤其是控制资本的自由流动，金融风险仍然只是表现为在金融体系内的积累，直接爆发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从短期来看并不大。只要政府可以调用的经济资源足够大并保持强有力的金融管制，原有旧体制下所隐藏的问题就不会在短时间内暴露出来，企业得以继续偿还从银行所借的贷款，积累在银行体系内部的呆帐和坏账就不会在短期内浮出水面，从而得以继续推迟金融危机的爆发，代价是继续维持扭曲的金融体系并承受由此带来更大的效率损失。从长远来看，这种损失是任何经济都负担不起的。
3.
如果政府由于某种原因放弃了金融压抑政策或资本管制，同时继续通过其它政策手段维持原体制下优先部门或企业的发展，由于这些部门和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条件下没有竞争力与自生能力，贷给这些部门或企业的贷款很容易转化为坏账，这些坏账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使投资者丧失对银行的信心，如果此时政府也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银行挤兑甚至资本外逃的现象就不可避免，而而货币危机或银行危机则接踵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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