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人面对具体行为时，启动心智模型就是针对某些特定环境问题做出某种解决办法，如果解决成功，这种经验就会被累积，并被用于更广泛的问题的解决。如果失败，当事人首先寻求类似的替代性解决办法，如果还不成功，那么就会尝试实施新办法，这就是心智模型内在的创造过程，这一学习过程不仅能够使得自身的心智模型适应环境变化，而且能够促进心智模型本身的演进，产生新的心智模型。因此，环境反馈在决定心智模型的稳定和创造方面起着主导作用。

如果考虑到当事人处在一个相互交往的社会网络当中，所面临的学习就变成了一个共享或者集体学习过程。静态地看，人们相互交流会导致共享心智模型的形成，进而形成集体认知和行为。动态地看，由于不同的人认知能力有差异，面对的环境也不同，那么在认知和环境变化的互动的过程中，就会形成异质的心智模型，这些模型包含了各个参与人各自对外部环境以及未来的独特理解。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异质心智模型的参与人经过交流，不仅能够间接汲取他人的认知成果，而且也把自己的认知成果传递出去。相互的知识交流不仅形成了共享心智模型，而且在相互认同的过程中，这一模型会稳定下来，并固化成共同的行动规范，这就是制度。在制度层面下，个人保持自己的部分独特理解，也就是说，制度把每个人心智模型的共性固化了，而每个人的特性则继续保留。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当环境不断的变化，个人首先通过制度来稳定预期并形成相应的行动，如果无法解决，那么通过自身的特性来应对。一旦新的事件导致的新的认知反应足以改变自身的心智模型，那么这种创新必然也会反映到共享层面，从而导致制度的变迁。

因此，从外生角度看，制度是人们共享的行为准则和规范，但从内生角度看，制度是共享的心智模型或针对社会互动中不断涌现的问题的共享解决办法。内生观点对解释制度起源和变迁非常关键，这也是制度的认知视角和其它视角的关键差别。

对当事人决策来说，不确定性是关键，处理它的关键又在于人们相互之间的思想交流。在不确定下，个人对环境的理解将反映其已有的学习成果，若文化背景和经历类似，个人的心智模型也会趋同。反之，则不同。这就带来相应的意识形态和制度的趋同和差异。即共享心智模型能够促进交流，即关联个体的心智模型演化导致心智模型趋同。考虑到默示知识，许多信息并不能进入交流渠道，这会导致交流渠道是噪音的、不完美的，这就是异质心智模型的差异所在，它会带来分歧，而共享心智模型能降低这些噪音。这意味着共享心智模型能够通过共有信念的形成促进参与人的信念协调，诺思等人认为，这才是制度降低交易成本的关键所在。

不过，诺思等人也注意到，心智模型面对环境的变化并不是充分灵活的。假定存在两期，第二期的共享心智模型依赖第一期的心智模型和环境的互动，其中存在环境反馈和学习过程。一旦共享心智模型形成，就会相对刚性，从而形成认知的路径依赖。即解决相同和相似问题的办法和信念趋同。进而形成制度的路径依赖。在制度演化过程中，当事人借助技术手段解决问题，并创造知识，导致技术和信念的互动，从而形成经济的路径依赖。前者是诺思早期的看法，后者是阿瑟的看法。

四、结论

给定不同的制度安排，人们选择哪种？新制度经济学给出的答案非常简单：交易成本最低的那种。但是，交易成本是整个经济体系内生的，还是外在给定的？即使是TCE本身，也没有很好的回答这个问题。同样，如果考虑到制度的动态变化，新制度经济学也认为，是交易成本决定了演化路径。因此，核心的问题还在于交易成本的内生与外生问题。如果交易成本是外生的，那么给定物品的相对价格，通过简单的流通费用等计算就能够把它测度出来。一旦考虑交易成本的内生化，流通费用等就很难作为交易成本的测度指标。这是因为市场流通费用等是可以计算的，也是可以预期的，仅仅作为预算约束存在，不会影响参与人的决策模式。契约经济学正是基于这一点，才把重点放在契约的最优设计上。

但是，新制度经济学对于认知问题的新探索改变了这一局面。如果参与人的认知能力是异质的和有限的，在交易的过程中，就必然出现知识的交流和累积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交易成本的来源。按照诺思等人的说法，心智模型的趋同能够降低交易成本，而威廉姆森也认识到，认知分工和专业化是降低社会交往过程中交易成本的基础。不过，诺思等人侧重心智模型的共享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制度演化；而威廉姆森则更重视认知分工带来的治理机制的权衡。引入认知问题，交易成本也就内生化了。针对环境的不断变化，参与人通过现有的反馈系统认可、调试和修正自身的认知模式，并通过学习机制累积知识，通过交流机制传播知识，进而形成一个制度选择和演变路径。在这一路径中，交易成本构成了认知分工和协调的内在部分，并决定了人们的制度选择。无论如何，这些探索都为新制度经济学未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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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青木昌彦，2001，《比较制度分析》，中国发展出版社，中译本。

 [美] 道格拉斯?C?诺斯，1990，《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中译本。

[1] 本文是中国人民大学“十五”“211工程”项目《中国经济学的建设和发展》子项目“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学科规划”阶段成果之一。本文得益于和唐寿宁、聂辉华的讨论，在此表示感谢。

[2] 关于契约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异同参见聂辉华，“新制度经济学中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分歧与融合

——以威廉姆森和哈特为代表的两种进路”，《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待发，2005.

[3] 参见诺思，“绪论”，载于《新制度经济学前沿》，德勒巴克和奈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

[4]努德海文，“交易成本经济学中的机会主义和信任”，载于《交易成本经济学及其超越》，约翰·克劳奈维根编，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