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姆森和哈特等人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同时注意到当事人理性约束的影响，又都没有分析这种理性约束的作用机制。威廉姆森（Williamson, 2000）自己意识到，TCE与西蒙的卡内基传统存在着根本差别，最主要体现在：（1）卡内基传统把“决策”作为基本分析单位，强调当事人行为是一个信息处理过程，从决策出发，当事人的认知能力和决策程序就决定了其行为后果；而 TCE以交易作为基本分析单位，突出了资产专用性和交易频率对交易后果的影响，却忽视了理性约束的作用。（2）卡内基传统从当事人认知能力和决策程序理解有限理性，其行为后果可能取决于当事人的不同动机，并且如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等人发展的行为经济学所揭示的，当事人决策本来就一般采取启发式决策模式，并存在框架效应等，这就使得当事人在预见（foresight）力方面是短视的，存在局部搜寻和试错学习的特征。而TCE假定人具有“可行的预见力”。也就是说，TCE的理性限制比卡内基传统和行为经济学都要弱。在威廉姆森看来，有限理性的当事人并不是短视的，他能够预见到各种合同形式的一般的可能后果，从而通过预先选择合同形式来规避坏的结果。正是因为威廉姆森在有限理性假定上采取比较暧昧的态度，导致这一关键假定没有在解释契约不完备性方面起到应有的作用。因此，和哈特类似，威廉姆森同样没有清楚地解决契约不完全性的来源。

威廉姆森认为，TCE的这种适度有限理性假定符合演化心理学的思想（Williamson,2000）。他引用Edwin Hutchins对认知分工的研究成果，指出尽管意识（或者认知能力）是稀缺的，但通过人们大脑有组织的处理所接受的信息，仍然能够克服认知的局限。这个有组织的处理信息的过程就是认知劳动的分工和专业化过程。在个体层面上，大脑通过对信息分类、筛选等，把大问题分解成具备类别特征的子问题，依次进行，大脑分别就相应的类别信息进行处理，也就形成了大脑内部分工和专业化。如果个体进入群体，那么就面临个人内部结构之间、个人内部和外部结构之间以及个人外部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这种互动过程中，群体中不同个体的分工和专业化认知结果通过相互交流融合和重新组合，形成团体的认知特征，并且能够获得超出个体认知能力的结果。这就是一个配置有限认知能力的社会组织过程。因此，大脑信息处理方面的分工和专业化形成了强有力的学习机制，这就可以克服理性的限制，从而导致当事人近似理性。

但是，Vromen (1999)并不完全认同威廉姆森的观点。他指出，演化心理学的两个基本观点是，人类意识能够被理解成占优特性（特定意图）、特定内容和情景依赖机制的综合体，这个综合的机制表现为对环境的适应。综合机制通过模块和相关的机制来运行，这些模块和机制能够约束当事人学习的内容和学习的速度。但是，这种约束不等于有限理性，因为有些时候面对复杂的环境，当事人采取捷径的思考方式反而比理性的计算更好。演化心理学强调启发式决策，但是否决策错误取决于过去的经验累积、传统的积淀以及模块随环境演变的适应程度。在演化心理学看来，启发式决策是占优特性（特定意图）、特定内容和情景依赖机制的综合体，其载体模块是带有基因基础的特定问题解决装置。因此，机会主义是否被触发取决于特定的情景、特定的模块和特定的机制，在一些情况下当事人可能采取机会主义，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当事人就不会采纳机会主义，不能先入为主的假定当事人是机会主义的。演化心理学强调无论利己的行为还是利他的行为都来自自私的基因，而威廉姆森把自私基因触发的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等同起来。正是因为如此，威廉姆森才必须借助外在的治理机制才能够确保合同的有效实施，但演化心理学认为，即使不存在可置信的承诺，合同仍然可以自我实施。Vromen认为，基于演化心理学的研究并不支持威廉姆森的理论，诸如等级控制和监督等问题可能触发了机会主义，而不是相反。

另外，交易成本经济学也忽视了学习、创新或采纳。Nooteboom等（2000）通过ACE方法（agent-based computational economics，基于代理人计算的经济学）对合作、信任和忠诚的起源和转换进行了模型化，这种起源和转换被看作是多个代理人互动过程中的关系演变。当事人是适应性的，处于互动关系中的适应性当事人缔结成一种网络，构成一个复杂系统。处于该系统的当事人基于其局部可得的不完全的信息做出决策，并且当事人的信息处理能力也是有限的。代理人基于对忠诚的知觉来实施信任，即一个合作伙伴对关系的承诺被当事人认知，信任就会产生，不过信任和值得信任都是适应性的，由于有限理性，无法取决于预期的利润，而是仅仅取决于已经实现的利润。他们通过一系列实验模拟了这个复杂系统中信任的产生和演变过程。

如果仅仅考虑资产专用性和交易频率，那么面对不确定环境的当事人并不会在意交易成本，因为不涉及机会主义的交易成本是可预见的。不可预见的交易成本来自机会主义，它决定了制度的选择。但如上所述，机会主义假定得不到心理学研究的支持。如果这几个假定都不能得到充分的理由支持，那么TCE的契约不完全性来自哪儿呢？和哈特的局限性一样，TCE和不完全合同理论的关键还是要寻求理性假定的重新界定。诺思正是意识到这一点，才开始探索认知科学对制度经济学的影响。

三、认知、学习和制度演化

一旦我们考虑到制度的动态变化，那么就有两种思路可以分析，一种是新古典式的，假定存在制度的供求双方，各方都根据制度变化可能具有的净现值大小来决定现有时点的制度供求问题，这是一个标准的跨期选择模型。可惜新制度经济学都发现，制度不可能像一个普通的物品那样进行跨期优化选择。制度是一个公共选择过程，同时制度还内含大量的默示知识，这些知识只能通过干中学机制掌握，无法通过标准的文本知识进行传承。所以，真正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在考虑制度动态时，也就不会采纳供求分析框架，转而采用第二种分析思路，即演化模型。

诺思通过经济史的研究发现，在一个长时段内看待制度问题，制度就只能抽象为一个演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制度创新，也有制度锁定，不同的演化路径的影响因素非常复杂。诺思首先假定存在一些制度企业家。当技术进步、要素价格比率变化或者信息成本变化导致了相对价格变化，就产生了潜在的盈利机会，这些企业家为了捕捉这种机会，相互认同某些行动规则来实现知识交流和预期稳定；同时针对环境的变化实施学习、创新和模仿等，这些行为能够积累各自的默示知识，进而在此基础上促进知识交流，改进正式规则。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演变就形成了制度的演变过程。青木昌彦进一步指出，作为意识的一部分的制度可以存在于参与人的意会理解中，也可以存在于人们头脑之外的某种符号表征中，但无论如何，它都起着协调人们信念的作用。并且，作为博弈参与者的信念系统是可以自我实施的，或者说作为博弈规则的制度是能够自我演化的。

诺思和青木昌彦等人都认为长期中的制度变化一定是一个演化过程，并且是自我实施的，不存在外在强制问题。即使存在制度移植，或者国家的强制实施，但这仅仅是针对某些正式规则而言的，就制度本身作为一个信念体系来说，则是自我演化的。这就排除了制度供给的可能性。如果存在制度供给的话，那么一定是某些制度知识的供给，比如从国外引入新的法律。但这些法律如果要成为引入国的制度，则要和引入国的文化、习俗以及社会环境等相融合，才能真正自我实施。

制度的自我实施是制度演化的关键所在。如果没有自我实施，那么从长期来看，制度就不具有诺思所讲的适应性效率，也就不可能生存。即使出现了制度锁定，这种锁定也是自我实施的。理解这些现象的关键在于，当事人面对不确定环境的约束，同时也面临有限理性的约束，由于所有参与人根据他们对别人行动规则的主观认知（信念）形成自己的行动规则，在给定的约束下这些规则必然是不完备的、浓缩的。只有当这些浓缩认知稳定下来并不断再生时，参与人自己的行动规则才能趋于稳定，成为参与博弈的有用指南，反之亦然。当参与人的信念和行动规则一致时，纳什均衡出现了。此时预期稳定下来并沉淀为共有信念，制度在这种预期稳定和共有信念形成过程中产生，并作为均衡的概要表征协调着参与人的信念。经过这样一个反复过程，制度不仅内生出来，而且稳定下来，并作为客观之物呈现在参与人的意识中，被参与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制度本身也获得了自我维持功能。

不过，虽然青木昌彦通过演化博弈解决了制度的自我实施和演化的问题，但没有进一步讨论理性约束的内在强制力以及在严重的有限理性约束下是否会演化出制度的问题，这是因为青木的模型中并没有考虑参与人的认知基础，而是假定当事人已经存在某种认知模式，然后讨论在这种认知模式下参与人的理性决策如何导致了制度的演化。按照前面威廉姆森的说法，考虑到认知的分工和专业化也许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诺思等人后来正是看到了类似的问题，提出了一个关于制度演化的认知模型 ——共享心智模型（shared mental models）。

Denzau和North (1994)、Mantzavinos、North 和Shariq（2003）首先认为当事人是依靠某种心智模型进行决策的，每个当事人都有某种认知能力禀赋，面对不确定的环境时，通过预期和意识采取行动，环境的变化通过信息反馈影响当事人的认知，当事人通过其心智模型对这些变化进行评价、精练、接受或拒绝等，从而形成新的预期。如此循环，构成当事人认知和环境的一个互动过程，这是一个心智模型的调节过程，也是一个学习过程。这这个学习过程中，如果环境反馈对同一个心智模型反复认可，那么该模型就趋于稳定，这个稳定的心智模型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