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一来，在任期制、官员经常流动的情况下，社会结构上层就会有更多的动力来进行群体承诺标识——哪怕这样会让其信用能力因过度使用而贬值（也就是丧失群体信任进而丧失权威性），但是这种贬值的后果现在的官员或职员并不一定会承担，即便承担就决策者本人而言也完全可能是所得大于所失。

　　如此一来，在一个熟人社会和一个关系网络化为特征的社会里，人们相对依赖彼此熟知和个人品行建立起来的信用机制；而在一个陌生人社会里，一个层级化的社会里，就会被另一种信用机制所取代。在以前的信用机制下，人们作出有效承诺标识的能力是依据每个人的诚信程度来定的（我们可以将信用能力定义为：一个人或者行为主体通过向他人提供承诺标识物获取资源的能力），一个穷人也完全可能拥有好的信用能力，且因此而不会丧失好的发展机会，进而通过向上的社会流动来消抵社会不平等的束缚。可是在现在的信用机制下，信用能力与诚信程度很大程度脱节了，人们更多地依据行为者是否有钱、有权、有名气来决定自己是否认同他所提供的承诺标识物。这样社会地位结构与信用能力结构趋向一致，出现了完全一边倒的态势。而优势群体自身信用能力的过度使用或被使用（只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即便存在一定的泡沫也不会破灭），更是加剧了这种一边倒的态势，或者说"马太效应".

　　仅就金融领域而言，现代金融工具多是在货币基础之上的再符号化和再凭证化，这意味着现代金融工具是以货币这一群体承诺标识物为基础的标识物。这样，几乎是自然而然地，谁有能力和知识进行再符号化和再凭证化，以及掌握由此又衍生出来的其他运作，谁就能够占有更多的"群体承诺标识物"的"便宜".而如果一个社会原来是严格的层级制的，货币是严格由这个层级制的上层制造和管理的，那么这个社会层级制的上层就几乎是天然地占有着再符号化、再凭证化的能力、知识和权力。所以，即便是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穷人掌握了更多的金子，只要点金术仍然牢牢地掌握在社会上层的手中，不平等的格局即便是有些微的调整，其不平等性也不会变动到哪里去。金融监管会改变这种马太效应吗？不可能！它只是为了让这种点金术更好地集中在社会上层的某一部分人手中，不至于将太多东西点成金子，以至引起社会动荡和恐慌而已。

　　各种不同金融工具的出现，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近500年间（至多是1000年间）金融工具越来越受到重视，金融工具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日益增强，其在有效推进社会资本流动，优化配置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结构的进一步分化。从信用机制的视角来看，会发现物质资源的占有构成的不平等并不是当代社会成员不平等的根本，而信用能力依据其在既有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形成的不平等才是关键。这种不平等很大程度是上层隐性地"剥削"了下层的信用能力和注意力的结果。

　　四、转型期的银行信贷政策与社会不平等

　　上文在继承和发扬齐美尔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关于社会不平等的自我维持和自我强化的重要机制，下面我们尝试用该机制来分析转型期中国社会不平等体系的转换过程。

　　在计划体制下，中国是一个总体性社会，是严格地层级化了的社会（不平等非常明显地表现在社会交往结构中），其群体承诺标识物虽然多种多样，但却并没有融通起来，根本原因在于不存在一个可以作为其桥梁的市场。改革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金融工具开始活跃起来，它们扮演了经济促进剂的角色的同时，由于该过程中结构体系对金融的控制权并未放松，也令社会上层中的一些成员通过群体承诺标识物与金融工具的转换自然而然地转化为经济上的富翁。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政策所带来的社会效果明确地看到这一点。但这一考察是非常复杂的问题，非本文所能容纳。下面主要就这一段时期的银行信贷问题来谈谈相关金融工具给社会不平等体系带来的影响。

　　现代社会各种不同的生活风险交织，信用能力越来越重要。从借贷的角度来看，信用能力也就是一个人或者行为主体通过向银行等金融机构或其他行为主体提供承诺标识物获取资金的能力。显然，民间借贷不容忽视。任何一个平民都仍然是有一定信用能力的，他可以通过向他人提供承诺标识物来获取资金上的或者其他方面的帮助。但是，一个人的信用能力显然与他所在的社会环境、金融工具的发达程度、关系网络规模以及其中人们对他的承诺标识物的认可程度正相关。

　　我们可以将乡村社会的礼尚往来看作是一种建构民间社会信用的过程。11「正是因为礼物的流动牵涉到一个人在社会群体中的信用问题，所以虽然有许多农民在送礼中感受到了经济困难，可他们仍然不会轻易地从这里面退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前乡村社会送的礼品多是当地的土特产，比如说自家养的鸡、鸭、鱼、肉等，可是当世风越来越看重用工业产品做迎送往来的礼品时，农民们就会越来越多地用自己的产品去市场换取货币，并用货币在市场上购买各种礼品来送给他人，这样，在城乡二元经济条件下，所谓的"价格差"发生作用的频次也就越多，农民也就越容易陷入到货币短缺和信用能力不足的境地之中。」但是，即便是在这种民间借贷领域，上文所述信用能力分化的机制和不平等的现象仍然一定程度存在着。何况，民间借贷虽然能够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但是在需要大笔资金的情况下，一般而言都还得依赖金融机构。

　　在我国，正式的贷款要由金融机构在中央银行颁布的信贷政策基础之上，根据贷款管理的"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等加以权衡而后决定。贷款方式大致可以分为四种：信用贷款、担保贷款、质押贷款和抵押贷款。经银行审查、评估，确认借款人资信良好，确能偿还贷款的，可以不提供担保，这种凭借款人的信誉在无担保条件下由银行提供的贷款就是信用贷款。担保贷款是指，贷款行以借款人提供的具有代为清偿债务能力的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为保证人，而向借款人发放贷款的方式。质押贷款是指，借款人或者第三方自然人将质物（凭证式国库券、银行的存单等）交由贷款行占有，贷款行以该权利作为贷款的担保而向借款人发放贷款的方式——质物须由贷款行认可，由指定银行保管，出质人不得对质物挂失。抵押贷款是指，贷款行以借款人或者第三方自然人提供的产权物品作抵押物而向借款人发放贷款的方式。

　　从这四种贷款方式来看，银行发放贷款所需要的承诺标识物是不一样的。信用贷款所需要的承诺标识物最为模糊，不过它是我国目前银行并不常用的一种贷款形式。由于借款人不向银行提供担保，所以对于银行来讲，信用贷款的风险比较大，为减少风险，银行只对资信好，有偿还能力的借款人提供信用贷款。但是银行怎样判断借款人的资信状况呢？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在现有社会结构中的地位。

　　从担保贷款来看，需要贷款人找到具有相当实力的担保人（以此作为承诺标识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质押或抵押贷款来看，则需要借款人有可以凭证化的质物或者抵押物，或者拥有能提供这类物品的社会关系（当然，该部分也可能被商业化形成一些公司的主营业务，而这也最终是有利于富人的）.这些对于陷入困境的企业和个人都是不利的。虽然有些行为主体掌握的财富不能算少，也完全可能由于法律乃至政治体制的问题而没有凭证化（德。索托，[2000]2001），以及他们自身缺乏凭证化和符号化的能力，使得他们无法增强在贷款方面的信用能力。12「这种没有凭证化的对物资资源的占有状况，也常常使得他们无法摆脱别人的侵占。」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19811984年除了财政拨款之外，银行的贷款方式基本上是信用贷款；1984年由于实行新的信贷资金管理办法，改信用贷款为担保贷款、质押或抵押贷款等，人民银行强调1985年信贷规模以1984年末实际数为基数，结果刺激了各地年终突击放款（刘光第、戴根有、李健等，1997：96）.所以这一时期的贷款实际上常常成了关系性贷款，贷款发放非常随意。这也不难明白为什么有人会觉得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段时间，乡镇企业贷款非常容易——银行甚至上门找人贷款。这样的放款方式虽然会导致基层贫富差距加大，但是由于货币总体而言是从总体性社会的上层流向下层的，所以在增加了我国经济发展潜力的同时，对社会不平等也有缓和作用，这与我国改革开放之初总体贫富差距不大的经验观察是一致的。

　　从担保贷款来看，需要贷款人找到具有相当实力的担保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在改革初期，一方面银行在具体执行中并不严格，另一方面最初乡镇企业中有一大批是集体性质的企业，所以，乡镇政府在企业的资金来源上往往扮演了担保人的角色，这非常有利于乡镇企业的发展。下面的个案十分典型。

　　在1991年期间，（A 镇）高分子厂的投资基金总额从146万元增至546万元，其中外来集资单位投资310万元，占增加额的77.5%.借入资金增加826万元，其中银行贷款740万元，占89.6%.从企业上年度销售收入提取投入再生产的各项基金（发展基金、大修理基金、企业基金等）总额约为395万元，比年初数增加311万元。所以近两年高分子厂生产规模的扩大在很大的程度依靠的是银行贷款，其次才是本厂的积累和外单位投资。目前高分子厂仍欠贷款1600万元，月息为0.72%（各银行的息率都一样），这些贷款都是由镇政府出面担保才得到的。（马戎、王汉生、刘世定，主编，1994：88）

　　从改革开放到1993年，我国转型期的信贷政策明显具有新旧两种经济体制并存的特点，政策性金融和专业性金融不分，行政干预（必然意味着层级制上层的群体承诺标识物的生产，以及它们与货币的融通）过多，专业银行缺乏风险约束机制，银行不良贷款大幅度上升。此外，有一大批集体性质的乡镇企业后来都改制成了民营或个体企业，也有许多企业债转股，以消化不良贷款。不过就总体而言，在这段改革开放的岁月里，中国社会的不平等性仍然是在缩小的。不过，一个事实开始呈现：这种信贷机制在事实上导致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信用能力增强，而银行乃至整个社会则承担了投资的风险。

　　与此同时，仍然存在一些企业拿着非常有潜力项目，却因为担保单位难找而贷不到款的情况（民间金融也是受到层层限制的），下面一个乡镇企业的案例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