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货币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其他金融工具与通常的群体承诺标识物相比还有一定差异，那就是在对承诺度量方面的精确性、抽象性、稳定性都相对更高一些，这导致其界定的承诺在群体范围中的可转让性、可兑现性更强一些，而其有效时间也会更长一些，有效范围也会更大一些。当然，群体结构变动给它们带来的振动也更频繁一些。由此不难看到，货币以及其他金融工具从宏观层面看总会存在类似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困境，加上"经营权"本身存在多个层次，所以金融的波动性常常在所难免。

　　这也引出了在微观层面需要考虑的问题：如果货币给付之后，在理想状态下，交易双方取消了承诺，或者用一个群体承诺替代了交换双方中买方的特定承诺，那么，它给交换格局带来了什么变动？对社会交往结构又有何影响？

　　货币在理想状态下取消了付款方特定的承诺，剔除了两个交换方之间温情脉脉的专用性关系。9「原来这两个交换方是用权利人和义务人来命名的，虽然当事人可能不是如此看待他们之间的关系。」货币作为群体承诺的标识物，其流动性优于固定在交换双方的承诺标识物，随着越来越多别的承诺标识物以货币的方式来加以度量，承诺标识物也更客观化了，于是人际关系中的权利义务也就变得更为客观一些。因为认知上的交叉错位引出的麻烦与冲突也可能会更少一些。

　　不过，这种转换也引出了一系列的交往结构问题：首先，在尚未有货币的时候，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生活圈子中都有一定的给出承诺标识物的能力，而现在却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发行货币的本事了。给出有效承诺标识物（特别是群体承诺标识物）以获取发展机会的能力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

　　其次，假定礼物交换模式中义务人获取的恩情非常大，因为承诺标识物的模糊性与专用性，义务人的回报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根据自己能力的限度而慢慢削减。这样一般承诺标识物虽然不能起到拉平社会层级的作用，却能够大大削弱贫困义务人的窘境。但理想状态（完全竞争条件）下，货币介入的交换却不一样了，它常常意味着事后两不相欠，所以人们会将大量的精力放在每次交换的得失计算之中，在每一次交换中，人们都会寻求最高的出价者，或者占据优势地位的"买方"会尽可能地乘人之危，让卖方出尽可能低的价钱。而一旦社会地位低的人没有了货币作为一种在社会中通用的承诺标识物，他本人所提供的其他形式的承诺标识物也会显得没有什么价值，于是此时社会地位低的人就会越发容易卷入到困境之中。

　　再者，有了货币作为通用的群体承诺标识物之后，许多人际间的承诺便往往以货币方式来度量，在此之后或者说以此为基础的承诺标识物意味着明确的欠债还钱的合同书，一旦合同书移转给另一主体，必然导致其持有者迫不及待地要求早日兑现或至少如期兑现，从而会缩短传统条件下恩情延续的有效时间。这当然不利于陷入困境之中的义务人，使得他们在摆脱困境之前，又陷入新的困境之中。尤其是随着现代金融工具的发展，人们的投资意识增强之后，人际之间的货币借贷，将可能更倾向于以保值、增值为取向，而不是以助人脱困为主导。在金融工具遍布的海洋之中，济贫与慈善行为的机会成本愈益显得如高山般挺拔。对该条件下的人际交往结构似乎可以作出如下推断：在金融工具越来越发达的现代社会，有投资意识的有钱人会倾向于避免所谓人情带来的困扰和伤害，回避模糊的承诺标识物所可能导致的损失（你要是试图仅仅依靠友谊向商人借钱，就会发现这钱特别难借），于是在人际往来的微观领域里，整个社会不断生产和再生产着群体性的贫富分化。

　　总而言之，货币经济改变了人们的心理特性，也改变了人们的社会交往结构，而这种社会交往结构对于富人总是相对更有利的。

　　一百多年以前，齐美尔还从这种社会交往结构中看到了他所谓"财富自然增值的现象".他指出："富人对财富的享受超过了用他的钱所能买到的那些乐趣。与对待穷人相比，商人们为富人提供更可靠和更便宜的服务；富人所遇到的每一个人，不管是否能从他的财富上得到什么好处，都对他毕恭毕敬；富人穿行于拥有无可置疑特权的理想气氛当中"（齐美尔，[1907]2000：146）.这种通过有钱就能获得较多优越地位的现象就被齐美尔称为财富的自然增值现象。他还指出，"当财富拥有者的周围环境可以为他对货币的使用提供更好的机会和更大的自由的时候"，财富的自然增值现象会更趋明显。由于穷人的金钱收入只够用来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所以其货币的使用选择余地很小，而随着收入越高，这种余地会更大一些。于是，"等量的金钱数额，作为一笔大宗财富的一部分与作为一小笔财富的一部分"相比，前者总是比后者能够带来更大的财富的自然增值。面对这种现象，齐美尔（同上：147）无奈地说道："当道德的逻辑表明应该把好处给予最需要者的时候，这个法令却把它给了那些已经富有的人。以财富的自然增值来达到如此反常的规定，并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

　　如果说这种观察还显得有点模糊的话，那么，随着当今社会金融工具的发展和金融工程的创新，社会交往结构导致财富自然增值的现象就更为明显。金融学是当今社会的显学，这一点我们从高校本科和研究生招生中金融学的火爆程度可窥见一斑。但是正如一位金融学教师所说的那样，"金融学不是教你怎样挣钱的学问，而是教你有很多钱之后，怎样挣更多钱的学问"，这种对金融学的概括当然是不全面的，却也一语道出了金融学及金融服务的一个重要功能——让有钱人的钱生出更多的钱来；穷人因为没有余钱，跟这门知识和此类服务往往不沾边。孙立平教授在断言中国社会"断裂"的时候，指出"知识技术阶层与统治集团的联盟"乃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表征和原因，而现代金融学则表现得更像是"知识技术体系与富有阶层的联盟".社会学因为往往关注弱势群体，所以其从业者就远不如关注强势群体的金融学的从业者来得有钱。

　　三、群体承诺标识物的转换与信用能力的分化及不平等

　　齐美尔从货币经济的角度关注人际交往，看到了在封建社会不平等体系向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体系转化过程中货币对社会的积极作用。他指出，人们藉由货币经济从特定的役务关系中解脱出来，随着人际交往特别是交换范围的扩大，其自由度也就越大，"个性从生活内容的不偏不倚状态之中逐渐形成"（同上：228）.但是，如上所述，齐美尔同时也看到了其消极的一面。对于从特定役务中解脱出来的佃农来说，这种自由只是相对于束缚自由才有意义，"假设摆脱责任的同时没有填补上获得财产或权力的话，自由就毫无意义、一钱不值"（同上：318）.更为重要的是，齐美尔从金属货币发展到纸币的过程中看到了一种新的不平等机制的确立："钱币的功能原来本是与其质料连接在一起的，这差不多是一种个人性的联结；但是，当贸易的权威对钱币的价值有了担保之后，它就获得了独立性以及兑换的权力……货币的价值建立在中央政治权力的担保上，这最终取代了金属的重要性"（同上：116）.随着货币的功能性价值凸现出来，铸币业的把持者就能以不成比例的高利润进行勒索——通过纸币来获取掌握在老百姓手中的金属价值，这样随着老百姓对纸币的普遍使用，他们最终牺牲掉了其钱币的金属价值。

　　在齐美尔论述的基础之上，我们看到了纸币最终为铸币业的把持者（通过宣称担保或承诺兑现）掌握所带来的隐性剥削的危险。在非金属货币替代金属货币获得成功之后，类似的危险在占据社会结构优势地位的群体不断制造新的群体承诺标识物的过程中变得更为严重，因为这会引起群体承诺标识物之间的不对等转换，其中的好处往往为优势地位者个人所得，成本则由群体成员共同承担。

　　人们做出有效的群体承诺标识物的能力依据行为者在既有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而不同。在一个有着严格核心与等级的社会结构之中，由于人们的信任更多地集中在其上层，表面上看人们所占有的物品可能是一样的，事实上，对比上层和下层，其占有的信用资源状况也会不一样。

　　上级所做出的承诺标识物常常能够在其所影响的群体范围内产生作用。

　　有意思的是，这里承诺标识物可能因为其背后的社会结构效应而导致人们对其所对应的承诺在认知上发生偏离，这种偏离通常是放大承诺。有些时候，上级甚至是无意的行为，也被当作是一种承诺标识来看待。在既有的结构体系没有被摧毁的情况下，上级生产和再生产群体承诺的能力可以不断地被利用，甚至是过度使用——多个下属在争宠方面的争先恐后是其外在原因。其实这样的逻辑也可以运用到社会名人的身上，一些名人被请到某些场合中去，这时其本身就被当作是一种承诺标识物来加以利用了。比如说有些商品请名人做广告，名人说："吃了某某某，精神直抖擞"，也就是在为某种产品发出承诺，该产品也就带有了某种"群体承诺标识物"的特性。这里有极大的可能性存在承诺能力的过度使用，因为：（1）某个领域的名人一旦涉足别的领域，其实就完全有可能一窍不通，但仅仅因为他是名人，人们就会相信他；（2）产品本身的生产可能是无限制的，但是只要产品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每个产品就都带上了名人提供的群体承诺标识物的性质，可是事实上名人的承诺管不了那么些产品。正是因为有这种过度使用的危险，所以名人广告惹上官司也在情理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社会结构的顶层才有做出群体承诺标识物的能力，事实上中层也照样有能力（向自己所管辖的下属）做出让人们认为是对整个群体有效的承诺。10「所谓"挟天子以令诸侯"便是一种极端的形式。」在这个时候顶层可能认为这是对整个层级体系的危害——同时也危害自身的利益，所以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来阻止这种胡乱生产群体承诺标识物的行为。比如在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财政、信贷体制没有理顺和中央、地方，银行、企业的利益没有分清的情况下，地方农副产品的收购上经常会出现"打白条"的现象，导致农村现金奇缺，引起了农民的普遍不满，最后甚至滋生了专门通过帮农民兑现白条以牟利的行业。

　　在多种群体承诺标识物可以并存，并且相互融通，特别是能够与货币这种特殊的群体承诺标识物融通的情况下，有权生产各种有效承诺标识物的主体，必然能够获取更多的好处。这是因为普通的群体承诺标识物通常是不能够持久有效的——所谓"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上文假想的毛泽东批的条子放在现在，可能就只有书法的价值了，但是在当时完全有生杀予夺的大作用。让普通承诺标识物持久有效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将其及时地转化成货币这种相对持久的群体承诺标识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