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如果剔除了具有威慑力的回礼文化，接受较为普遍一些的"社会群体封闭性"作为条件，回礼的动力或者兑现承诺的动力可能会有所削弱，相应地也会令物品移转的可能性下降。因为如果礼物的给予不是在公共场合中进行的，没有仪式，没有证人，即便事后权利人可能说义务人的坏话（引入所谓说坏话机制），狡赖仍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可信的。在人口流动性增强的社会背景下，这种情况会变得更为明显。于是与建构具有威慑力的回礼文化一样普遍，人们也同样会（特别是在没有相关回礼文化的环境下就更是必须）通过各种方式对承诺凭证化、符号化，或者说进行标识，往往使之对应着一定的标识物，因为这是引入第三方评判的一种重要手段。金庸的小说《侠客行》（[1965]1994）中的玄铁令便是一种标识物。玄铁令的主人是武功高强的谢烟客，江湖上盛称："玄铁之令，有求必应"，其来龙去脉正如小说借其中另一人物花万紫对谢烟客的对谈说出来的那样："谢先生共有三枚玄铁令，分赠三位当年于谢先生有恩的朋友，说道只需持此令来，亲手交在谢先生手中，便可令你做一件事，不论如何艰难凶险，谢先生也必代他做到。"显然，玄铁令便是谢烟客对自己报恩承诺的标识物，而且把它引入了"江湖"，作为"第三方"来监督谢烟客对自己承诺兑现的行为。

　　考察乡村社会互惠活动会发现，乡村社会对承诺的标识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只不过这种标识方式形成的标识物通常边界模糊，而且也只是在比较小的范围之内展示。比如说，如果钱二帮了赵一收割稻谷，那么，赵一除了心照不宣地对钱二形成一个对应的承诺（在需要的时候提供相应帮助）之外，还应该请钱二吃饭、送上一包烟。其实这一顿饭、一包烟就有点承诺标识物的意味，可以在一定的时间里向周围邻居或者村里的人展示。过年过节的时候，乡村亲戚之间送礼，接受礼物的这家必定要"回箩"，3「以前在许多南方的乡村社会，每遇逢年过节送礼的时候，多是提着一个箩筐，装上礼物去的。接受礼物的人必定要将一些好吃的小东西放到箩筐里，让送礼的人带回来，这便是所谓的"回箩".」这所谓的"回箩"，也是一种标识方式，在回家路上碰见的熟人，见了也就知道你走亲戚回来了，日后如果亲戚之间闹翻了，这些事情都是可以说上一嘴的。这种模糊性的承诺标识有一定的好处，就是容易产生人与人之间的持久往来，因为接受宴请、香烟和回箩的人可能将这些也看作是一种恩惠，需要对之提供承诺标识。继而，新承诺标识的接受者也可能将其看作是对方提供的恩惠。如此礼尚往来，生生不息。

　　随着社会交往的增多和人口流动性的加快，人们在交换中衡量事物价值的能力也增强了。相应地，承诺的内容常常需要转化并且可以转化：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承诺可能是具体的，是李四应该给张三B 物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张三可能不需要B 物品了，所以，通过协商，李四、张三可能会选择别的物品来替代B 物品。由此，承诺标识物通常要求对承诺有明确的衡量（当然模糊的领域总是存在的），而且其衡量工具应该相对抽象。进一步，这种承诺也可能转换包含着的权利义务主体，就是说，首先李四对张三的承诺，可能转换成王五对张三的承诺——如果王五对李四有一个相当的承诺的话；然后，张三又将其转给钱二（可能是因为张三曾经给过钱二一个承诺），承诺于是变成王五对钱二的承诺。承诺由此具有了可传递性。上文谢烟客的玄铁令最开始的时候无疑就是一个在自己和报恩对象之间有效的承诺标识物，但也许是随着谢烟客在江湖上的名气日大，玄铁令所包含的承诺内容发生了转化，且报恩对象也变得可以转换了。

　　如果承诺的传递仅仅是在数个人之间，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彼此比较熟悉，比较信任，心中有数，聚在一起进行一些协商，认证一下承诺的实质内容、衡量标准及其限度，交换一下承诺标识物，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人数一多，传递的成本也就大了，可能会有更多人不认账。这就需要有一种比较抽象的能够分割和计量义务量并取得一定范围内人们共识的最为基本的承诺标识物。在人与人的交换中出现货币之后，这个问题就较好地得以解决了。

　　银行券、支票等非金属货币替代金属货币的过程，在齐美尔那里被描述为货币的物质性价值降低而功能性价值凸显的过程。他说道："作为货币的金属的价值被约减，它的其他用途被放弃掉而终至于变成了一种没有价值的质料；从这种现象来看，质料的这些没有实现出来的用途反而极大地促成了货币本身价值的实现"（齐美尔，[1907]2000：89）.那么货币本身价值是什么呢？就是其"作为交换手段的价值"（同上）.所以在齐美尔看来，是金属越来越多以至贬值甚至最终无用，彰显了金属货币"具有被转换成其他物品的可能性"（同上：77）

　　这一部分属性的价值，于是"金属币同纸币便都立足于同样的基础之上了"（同上）.但是这种经济学所谓"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显然并非单单是从个人心理上对金属币和纸币的一视同仁就能解释的，何况金银等铸币金属的贬值在纸币出现的时候事实上也并未发生，所以，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看到这种转换背后所依托的群体性力量。站在承诺标识物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会让我们的理解更深刻。

　　科尔曼（[1990]1999）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笔者所谓"承诺标识物"转化为"群体承诺标识物"（所谓群体承诺标识物也就是在一定的群体范围内获得认同，可以流转，持有者能在该群体中将其兑现为相应服务量或产品的承诺标识物）进而转化为"交换媒介"的过程："假定甲从乙处买了商品，并给乙一张写有自己保证的承诺书。然后，乙又从丙处购买物品，作为交换，乙可能给丙一张自己写的付款保证，也可能将甲的付款保证转给丙。如果丙认为甲比乙更值得信任，他将接受甲的承诺书而不接受乙的付款保证。其结果，甲的付款保证将广为流行。

　　如果甲参与大量的交易，他的付款承诺书便有了足够的数量基础，由他保证的付款承诺将成为唯一的交换媒介"（科尔曼：[1990]1999：124125）.显然，纸币替代金属币的过程是需要站在将货币看作具有"群体承诺标识物"性质的基础之上才能够得到全面的理解。这意味着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特性在本质上是因为它是一种群体承诺标识物，这也意味着它潜在地具有沟通不同承诺标识物的桥梁的功能。它与一般承诺标识物相比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可以比较精确地计量承诺的义务量，且容易取得共识，可以在人与人之间比较顺利地传递，在较大的范围内流通。

　　现代货币（银行券、支票等非金属货币）作为交换媒介，其背后常常有一个政府的中央银行作为支撑（至少当今中国大陆是如此），便是其包含群体承诺标识物特性的明证。凭着其背后发行者的力量（这种力量的根本来自于人们至少是在一定阶段对其形成的信任），只要在政府可以控制和影响的人群范围内，人们不再去追究这张货币是从谁那儿接过来的，不去想这个人给了自己货币就是给了自己一个承诺，更不会追究这个人在将来是否兑现其中的承诺。这样，货币在理想的情况下，最终可以取消提供或接受承诺的那种感觉。比如说，在某些完全竞争性市场中，如果李四在获得了张三的物品或者劳务之后，付给了张三一定数量的货币，那么，李四就会被认为不再欠张三什么了。

　　这样，我们就将面临一个问题：货币背后所代表的承诺最终究竟由谁来兑现？表面上看，这里似乎不存在承诺兑现问题了——正如上文所述，由于货币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是金银等十足金属货币的抽象而来的，具有无穷交换的可能性，它在理想条件下已经取消了交换双方的承诺，以致让交换双方不再意识到他们在交换结束之后还存在什么承诺。

　　不过也正是因为货币在某一特定人群中无穷交换的可能性，它实际上是用一个群体认定其可不断交换并可作相应兑换的承诺，替代了交换双方中买方特定的承诺。如此，货币所指向的承诺就是由使用货币的全体成员共同承担的。

　　二、承诺占有问题与社会交往结构

　　由于承诺标识物在社会交换中居于重要的地位，所以与承诺标识物不同发展阶段相应，人们的社会交往结构也会有所不同。齐美尔在1896年发表的《现代文化中的金钱》中认为货币经济同时支撑着两种不同的文化方向。

　　"现代文化之流向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奔涌：一方面，通过在同样条件将最遥不可及的事物联系在一起，趋向于夷平、平均化，产生包容性越来越广泛的社会阶层。另一方面，却趋向于强调最具个性的东西，趋向于人的独立性和它们发展的自主性。货币经济同时支撑两个不同的方向，它一方面使一种非常一般性的、到处都同等有效的利益媒介、联系媒介和理解手段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又能够为个性留有最大程度的余地，使个体化和自由成为可能。"（转引自陈戎女，2002：4）

　　显然，货币的出现让社会交往结构发生了改变，同时也进一步改变了社会不平等的境况。货币作为一般性的交换媒介，通过数量的差异标明了原来不可跨越的鸿沟，抹掉了原来不可比较的（特别是由社会阶层的区隔导致的）质的区别；货币在理想状态下取消了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特殊的、专用性承诺和依附性关系，从而给了个体较大的自由。

　　对这种交换结构转换的深入理解需要我们从占有的基本层面来把握，在这个过程中更为丰富的社会交往结构的改变也能够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对占有问题，齐美尔也有所论述，他强调，对于一般物的占有来说，占有就意味着行动，比如说对于土地的占有，我们只有通过去耕种或别的什么行为才能表明自己的占有，这必然意味着对于物的占有会依据客体特性的不同而影响我们人的存在与行为，人可能束缚于物。但是借助于占有金钱，这种人的存在与占有物的特性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解除了，所以人们从对金钱的占有中获得了更大的自由。这一特性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对于金钱的占有热情，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来封建社会权利义务关系的性质。在齐美尔看来，货币地租替代实物地租，使得佃农可以完全放开手脚决定自己的农事活动，相对以前更自由了些，虽然这种自由是"消极"的。

　　以上齐美尔对占有问题的探讨只是在探讨占有一般物品与占有金钱之间的差异，并未深入到对货币背后的承诺的占有问题进行分析，因而就不够深入，从而也就难以看出占有问题对于社会交往结构的全面影响。下面，本文尝试探讨不同承诺标识物条件下人们对承诺的占有行为和占有状态，以此来阐述现代货币作为基础性群体承诺标识物的引入对社会交往结构的全面影响，以便更好地说明社会不平等的变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