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M/P 跟随（d-p*）增加时，原来只为政府供应铸币税的简单银行体系逐步转变为拥有各类存款和贷款的复杂银行体系。[11]当银行体系最终摆脱政府的控制而获得“独立”的效用函数时，最优货币化的决定又增添了一个新的因素，即银行体系的边际投资收益。一旦考虑到银行体系的边际投资收益r ，[12]则货币化进程就不完全是（d-p*）的函数。在较为复杂的银行体系中，货币结构由原来的单一通货转变为通货加存款，存款的加入增加了货币化的约束因素；对于银行体系而言，存款的增加是需要付出成本的，这个成本就包括银行经营成本c 和（d -p*）。基于以上考虑，便可得出决定一国经济最优货币化水平的条件：

　　（d-p*）=r-c（1）

　　等式（1）表明，一国经济最优货币化的实现需要在货币需求者和货币供给者之间达成利益均衡，为了达成这种利益均衡，要求银行体系的边际投资收益能够同时抵补货币持有者实际收益的增加和银行机构本身经营成本的边际支出。在图4中，横轴上J 点表示的便是满足等式（1）的最优货币化水平。[13]由于J 点被Mckinnon称作“金融天堂”和“最优货币化点”，因此可称为“Mckinnon最优”。由“Mckinnon最优”可以得到以下命题：命题1：一国的货币化水平与政府因素的介入程度成反向相关，与银行体系独立性的大小成正向相关。

　　2.“新古典最优”：一种理论提示

　　我们已知，在Mckinnon的分析框架中，图4中的J 点是一国货币化水平所能达到的最远边界，它在理论上对应于图3显示的货币化折点TP1.当然，Mckinnon本人并没有排除货币化水平突破J 点的理论可能性。不过，实现这种突破所需要的条件被认为是相当苛刻的，那就是政府能够向银行体系提供大量的补贴（1973，p.139）。为什么Mckinnon偏要将政府补贴视为“苛刻条件”来严守其最优货币化观点呢？

　　原因或许在于，在Mckinnon的分析框架中，政府因素相对于银行体系一直扮演的是“攫取者”的角色。既然如此，要让政府为银行体系提供补贴，无异于“与虎谋皮”。④这里，我们不妨暂且搁置政府能否（抑或应不应该）给银行体系提供补贴这一问题，转而关注：在政府可以给银行体系提供补贴的前提下，最优货币化点是如何突破J 点而右移的？

　　这一问题的答案要比想象的简单许多。实际上，仅就银行体系单独来说，获得政府补贴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经营成本的“外部化”，如果假定政府补贴a 足以抵补银行的成本，则银行本身就会面临一种“零成本”境界。一旦银行经营成本可以“外部化”，则最优货币化的条件就会随之转变为：

　　（d-p*）=r-（c-a ）（2）

　　既然c=a ，则

　　（d-p*）=r（3）

　　由于等式（3）起初在新古典的货币理论中曾被用来刻画决定最优货币数量的“完全流动性规则”，同时也彰显了“交易成本为零”这一新古典传统，因此，L 点可以称作“新古典最优”。

　　完全出乎我们意料的是，政府因素对于一国货币化的负面作用竟然在“新古典最优”框架中得到了修正。我们知道，排斥政府作用或者怀疑政府作用的动机是新古典货币理论一贯坚守的信条。

　　问题在于，当新古典理论遭遇到银行体系提供货币供给需要支付成本这一实际情形时，难免陷入两难困境。也就是说，如果承认存在货币供给成本，其完全流动性规则将难以贯彻，交易成本为零的既定假设也将面临挑战；如果拒绝货币供给成本，就得引入某些外部因素，以便使这种成本“外部化”，而政府因素当属其中可能的一种选择。很显然，新古典货币理论最终还是选择了政府因素。

　　这样，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新的命题：

　　命题2：政府因素可以通过“外部化”银行体系的货币供给成本提升一国的最优货币化水平。

　　3.什么决定中国的最优货币化？

　　仅从逻辑上看，“新古典最优货币化”命题已经接近于完整刻画中国的最优货币化条件。不过，“接近”毕竟不等于“能够”。“新古典命题”尽管指出了政府因素对于一国货币化的正向作用，但对作用条件的考虑还是过于简单。具体地说，它只是强调了政府补贴这一“外生变量”的重要性，[15]而没有涉及银行体系的“内在”制度结构。问题在于，改革以来，中国快速推进的货币化过程一直与一种特殊的银行制度结构紧密相关，而政府因素在其中长期充当着相当特殊的角色。除非剖析这一特殊的银行制度结构，否则，我们几乎不可能真正触及影响中国货币化进程的关键因素。[16]不用细究，中国的银行体系（特别是国有银行体系）从政府那里获得的不只是“显性补贴”，而且还有“隐性担保”。相比之下，前者的规模或许很大，但对银行来说，毕竟是被动接受；后者则意味着一种金融权利的重组。重要的是，政府打算从这种金融制度安排身上主要得到的不是Mckinnon意义上的“财政收益”（1973，pp.140～141），而是“金融剩余”。[17]根据已有的分析，由于金融剩余主要来源于居民的储蓄存款，因此保持银行体系吸收这些存款的激励对于金融剩余的充分获取至关重要。假定储蓄存款具有持续可得性，那么，怎样才能保持银行体系吸收存款的激励呢？事实表明，中国银行体系实际的吸收存款能力远远大于一般银行体系本身基于边际计算所能达到的均衡水平。[18]这就意味着，在中国的银行体系中，还潜存着推动存款（货币）增长的更为重要的因素。

　　从理论上讲，要让银行体系超越“边际约束”吸收更多的存款，就得首先解决它所面临的流动性困境。政府补贴只能抵补银行体系吸收更多存款的部分实际成本，但无法应对由更多存款所引致的流动性问题。中国的银行体系之所以能够吸收更多的存款，其奥秘就在于其流动性困境可以通过政府提供的“隐性担保”得到有效解除。在图4中，这种“隐性担保”用b 来表示。这样，我们可以得到经济改革过程中中国的最优货币化条件：

　　（d-p*）=r-（c-a ）+b（4）

　　依然使c-a=0，等式（4）可简化为：

　　（d-p*）=r+b（5）

　　显然，一旦等式（5）的条件得到满足，则最优货币化点会进一步右移，如达到图4的H 点。无疑地，H 点完全可以用来定义中国的高货币化现象。[19]基于以上讨论，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新命题：

　　命题3：如果储蓄完全可得，则一个能够得到政府“隐性担保”的银行体系往往与更高的最优货币化水平正相关。

　　四、内生货币扩张的净福利与高货币化

　　1.关于“Bailey曲线”

　　基于前面的讨论，我们已知，在中国迅速推进的货币化过程中，各方的利益追求大都得到了照顾和满足，却没有导致明显的通货膨胀后果，[20]对银行体系稳定性的损伤也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严重。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发挥了关键的调适作用？以及此中是否潜存着某种迄今尚未被人们发觉的特殊联系机制？

　　这里，我们不妨借助货币扩张的“收入函数”[21]来切入问题的讨论。货币扩张的“收入函数”包含一个直观而简洁的表达式：

　　s=Eh（6）

　　其中，s 表示政府通过货币扩张得到的融资，亦即“实际铸币税”，E 表示基础货币扩张率，即“税率”，h 为实际货币存量，即“税基”。由于在E 和h 之间具有显著的抵消效应，因此，政府在通过货币扩张融资时，需要在两者之间进行“痛苦”权衡，问题的关键是寻求能使s 最大化的E.下面，引入Cagan （1956，p.40）的基础货币需求函数：[22]h=e

　　b-aE（7）

　　其中，e 为自然对数的底数；a 和b 均为常数且大于0，前者为价格敏感性参数，后者为货币存量规模参数。基于相应的假定条件，a 越大，通货膨胀对货币扩张越敏感；b 越高，实际基础货币需求越大。基于等式（7）的函数性质，[23]便有：

　　E*=1/a（8）

　　将等式（7）和等式（8）一并代入等式（6），便可得到政府货币扩张“收入”最大化的函数表达式：s*=（1/a ）e

　　b-Ea=eb/ae（9）

　　white 曾给出一个称之为“Bailey曲线”的图形，使得上述货币扩张“收入函数”有了更为直观地表达形式（见图5）。图5与等式（9）的关系可以理解为，若给定a ，参数b的取值越大，“Bailey曲线”的“起飞”段就越陡峭，从而s*也就越大；若给定b ，参数a的取值越大，“Bailey曲线”向横轴滑落得越快，因此s*就越小。

　　2.“Bailey曲线”的中国变形

　　不难看出，上述标准的“Bailey曲线”所描述的是典型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形，即政府通过扩张基础货币追求“铸币税”最大化。此外，还有一个隐含的假设，那就是不存在政府对银行体系的控制。无疑地，“Bailey曲线”并不能直接用来解释中国的货币化，因为中国的情形有所不同。在中国的货币化过程中，政府追求的目标是“金融剩余”而不单是“铸币税”（前者远远大于后者），所依赖的手段是范围更广的广义货币增长而不仅仅是基础货币增长。当然，还有一个相当特殊的金融制度前提，亦即政府对银行体系的控制。显然，“Bailey曲线”在刻画中国的货币扩张问题时将会出现一些必要的“变形”。

　　如果我们用fs表示金融剩余增长，用m 表示货币化比率（近似于货币扩张率），并用它们分别替换等式（9）中的s*与E ，则可以得到一个新的表达式：

　　fs*=（1/a ）eb-ae=eb/ae（10）

　　与等式（9）相比，等式（10）的右边并没有什么变化。[24]但是，由于考虑了一些中国所特有的因素，等式（10）中的参数关系发生了重大改变。标准的“Bailey曲线”体现了基础货币增长率E 与基础货币需求h 之间的抵消效应，而这种效应在中国特殊的金融制度背景下已不复存在。具体到所谓“Cagan 参数”，由于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很低的货币化水平上起步的（可参见本文2.2），因此拥有一个相当宽广的货币化区间，由此决定经济中存在着巨大的潜在货币需求。根据定义，这就意味着等式（10）中的参数b 具有很高的取值；b的取值越高，曲线“起步”的斜率就越大。当然，就政府来说，b 的取值越高，在特定的货币化水平下获取的“金融剩余”会越多。

　　另外，考虑到政府对银行体系所提供的“隐性担保”具有显著降低货币需求的通货膨胀敏感度的作用，因此等式（10）中的a 会长期保持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平，而低的a 取值又大大减缓了“Bailey曲线”向横轴下滑的速度。结果，在图5中，标准的“Bailey曲线”变形为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货币化指数m 与金融剩余fs呈现“并驾齐驱”的走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