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于，笼统地谈论基尼系数对一个大型转轨经济来说可能意义有限，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整体的基尼系数背后的情况。关键在于；基尼系数的高水平是否是地区结构差距大和产业结构变动的反映呢？地区结构和产业结构变动和收入结构的变动之间是否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还需要证据来证实。更重要的是，中国实施的结构调整政策是否有效，也需要在搞清楚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得以合理评价。下面我们逐步考察中国经济近20年的地区结构、产业结构和收入结构变动，然后再进一步探讨这种变动意味着什么？

　　首先，我们考察一下中国近20年的地区经济结构变动情况。由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定的发展战略和资源禀赋分布形成了明显的经济地带，众多的研究往往在经济地带处理的基础上再讨论省际差距问题。我们采取通行的地区GDP 占全国总体GDP 的比重来反映地区的经济增长相对水平。如果分大区看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那么图1呈现出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沿海地区GDP 占全国总体GDP 的比重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明显出现上升势头。其他经济地带虽然略有波动，但总体上保持原状。特别是东北地区的GDP 占全国总体GDP 的比重略微下降了。

　　由于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一支独秀，导致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大，从图1明显看出，中国近20年的地区经济差距主要是沿海地区高速增长带来的。如果进一步考察省际数据可以看出，东北三省的GDP 占全国总体GDP 的比重及其差距基本不变；对沿海地区而言，广东省的GDP 占全国总体GDP 的比重上升较大，山东、江苏、浙江、福建也呈上升势头，河北和海南持平，这种发展格局导致沿海地区内部各省的经济发展差距近20年下降了，而作为整体的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却上升了；对中部地区而言，河南和湖北GDP 占全国总体GDP的比重略有上升，山西略降，江西、湖南和安徽基本不变，从中部地区内部而言，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略有上升；在西北地区，新疆的GDP 占全国总体GDP 的比重呈上升势头，其余5省和自治区略降，但相互之间的差距基本不变；在西南地区，由于重庆作为直辖市分离出来，使得四川的GDP 占全国总体GDP 的比重下降了，导致西南地区内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增大，剔除这一因素，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基本持平；对老的三大直辖市，经济发展差距近20年表现出先降后升的态势，主要是因为上海在80年代中期前经济发展势头下降，在此之后持续快速发展。

　　从上述省际发展数据分析可以看出，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及以后的中央经济地区战略调整对经济发展的地区结构有明显影响，特别反映在广东和上海两地的经济发展趋势上。但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的有效性并不能说明经济结构调整政策的有效性。从省际经济发展水平变动看，90年代中期开始的结构调整政策基本上未起到作用，新疆的增长主要得益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如果经济结构调整政策是有效的，那么大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及西北地区的省际差距数据都应该体现出来。或者也可以理解为结构调整政策具有滞后效应。考虑到这一点，那么即使经济结构调整政策有一定效果，这种效果也是很缓慢，且不明显的。

　　进一步分析产业结构。我们同样采取各产业GDP 占全国GDP 的比重来表示每个产业对总体经济的相对贡献，从图2可以看出，第二产业从90年代初开始逐步增长，到90年代末稳定在50％的水平；而第三产业在达到30％的水平后，也趋于稳定，并在30％和35％之间有一定的波动；第一产业呈明显下降趋势。到20世纪90年代，三大产业对总体经济的贡献的差距明显增大。这反映出我国深化改革以来的产业结构升级还是比较有效的，特别是要素成本的优势和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诱使国外的制造业等大举进入国内，促使中国大陆逐步形成制造业中心的雏形。第一产业的衰落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上升导致原先的资源大省面临增长困境，而原先就资源依赖度较低的省市反而通过制造业和服务业等搞活了经济。

　　令人感兴趣的是，从三大产业的增长趋势看，第二产业的增长势头最快，第三产业紧随其后，第一产业也略有增长。这说明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各地区的经济的确保持了持续增长的势头，90年代以后，三大产业开始迅速增长，特别是第二和第三产业发展势头迅猛，这确保了近10年来我国宏观经济增长的良好态势。进一步看三大产业的就业情况，除了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增长势头明显外，第一和第二产业的从业人员增长缓慢。第一产业的增长态势和从业人员的增长态势基本一致，由于其相对增长缓慢，导致其在总体GDP 中的贡献逐步下降；第二产业增长的势头和其从业人员的增长不一致，可能是因为第二产业更多地体现为资本密集型，尽管产业规模在扩张，但对劳动力的需求没有相应的扩大；第三产业中很多行业是劳动密集型的，该产业的增长必然伴随劳动力的增长，不过在第三产业中也有很多是资本密集型的，因此，该产业的劳动力增长赶不上产业本身的增长。

　　三大产业劳动力增长慢于产业自身的成长，特别是第二产业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种要素增长和产出增长的不一致必然影响到收入结构，导致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即拥有资本的人获得的收入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则说明，不同地区的劳动力的收入差距也非常明显，如果劳动力充分流动，那么收入差距可以通过再就业和人力资本再分配来加以调整，但在现有制度下，劳动力市场因户籍制度等原因导致流动不畅，而政府结构调整政策并不以教育资源再分配和人力资本再配置为重点，而是以增长为中心，结果导致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无法解决。

　　通过计算农村和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纯收入（可支配收入）标准差，并考虑物价因素，可以间接但直观地测度居民福利水平变动，显然，标准差越大，说明收入分配越不平等。标准差的使用比基尼系数更直观。无论农村还是城镇的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纯收入（可支配收入）标准差都在90年代初开始明显扩大，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纯收入（可支配收入）标准差的变动明显大于农村。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纯收入（可支配收入）标准差从20世纪80年代初0.5，1990年上升到1，到2000年上升封2.5.对城镇更是如此，收入标准差从20世纪80年代初0.5，1990年上升到1，到2000年以后上升到4以上。

　　这一收入标准差的变动充分说明伴随90年代初开始的高增长，相应地出现了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问题。这一点和前面的三大产业变动和地区经济结构变动是内在一致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伴随着我国的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同时也不断吸纳农村和城镇的剩余劳动力不断进入新的行业，但由于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快速发展导致对劳动力吸纳的限制，所以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的不匹配就会带来大量剩余劳动力无法通过经济增长来改善收入水平。再加上地区经济结构明显表现出沿海地区一枝独秀，在现有劳动市场制度的约束下，导致落后地区的劳动力向发达地区转移的困难。特别是政府结构调整政策并不重视教育资源的再配置，使得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结构和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不一致。所有这些原因都导致了收入结构不可能平等，而且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可以预见这种不平等势头会加剧。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地区结构方面，沿海地区一枝独秀，三大直辖市中上海独领风骚，保持较高的发展势头，从数据上看，这种格局和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明显相关，即从90年代初开始，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逐步变大，其中主要是沿海地区和上海、其他地区和直辖市之间的差距变大。从产业结构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迅猛，第一产业明显相对发展较弱，但第二产业更多地依赖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发展，导致劳动力需求没有相应的增长。从收入结构看，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镇，都出现了严重的收入不平等，这种不平等趋势和地区及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是内在一致的，并且城镇的收入不平等大于农村。可以预见，这些结构变动趋势仍然会继续保持下去，尽管通过结构调整政策和产业的自动转移可能会加速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但发达地区产业升级显然会快于产业的地区转移。这就给今后的经济政策提出了挑战：经济结构调整政策的真正落脚点是什么？如何应对日益扩大的不平等现象？

　　三、市场化进程和经济结构变动

　　前面我们仅仅从描述统计上说明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20年）的经济结构变动趋势，从这个趋势中可以明显看到，地区经济结构发展失衡，沿海地区和上海的发展速度远远高于其他省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迅猛，第一产业相对发展迟缓；居民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必须考虑：经济结构的失衡对于改革开放是必然的吗？如果发展的不平等是政府以增长为中心的渐进式改革战略带来的，那么通过调整改革战略，实施以结构调整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政策，就可能逐步弱化这种不平等；如果这种不平等是市场化进程必然带来的，那么它就反应了资源配置效率优化的后果，今后的改革开放就应该考虑以再分配政策为中心对不平等加以调整。

　　市场化进程在经济结构失衡中所起的作用对今后的改革开放定位至关重要。如果是市场化本身造成的不平等，那么通过进一步的市场化，提高居民增加收入的机会，并通过教育资源的再分配和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调节来实现收入均等化，那么居民对现今不平等的格局就会做出比较公平的评价，在这种情况下，一定程度的不平等就是可以接受的。反之，如果不平等是政府政策本身带来的，那么居民就会感受到严重的不公平，这就会伤害未来的社会和谐和经济增长。现有的研究表明，劳动力流动性越强的地区，越容易接受收入不平等，比如同样的收入不平等，在美国测度的不公平感就大大低于欧洲的测度值，这是因为欧洲的劳动力流动低于美国（Frey等，2003）。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需要测度经济结构变迁过程中市场化进程本身的作用。经济结构的变迁可以通过经济增长率相对指标及其差异来衡量，在这方面Mankiw，Romer 和Weil（1992），Barro 和Sala-I-Martin （1995）等给出了经济增长经验实证的基本计量思路和方法。市场化进程在国内有一些研究，其中樊纲等人（2003）给出了较完整的测度，但他们的指标只有最近5年，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在这些研究基础上，我们首先参照樊纲等人的市场化指数设计原理选择出若干重要指标，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重新设计我们的市场化进程测度指标体系；其次，利用曼昆等人的基本的经济增长计量模型，通过协整方法，测度市场化进程对经济结构变动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