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制定者们的两种表面上看起来对立的倾向，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此次经济衰退。一种是过分相信市场，另一种则是过分相信自己。前者的代表人物是美联储(Fed)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而后者的代表人物则是英国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格林斯潘已羞愧地承认了这一点，而布朗还没有认错。他们的失误一定程度上可能是个体心理学方面的问题，但同时也有着系统和知识上的渊源。进行历史比较，有助于深入理解这些问题。

人们忍不住将格林斯潘与1923年恶性通货膨胀时期的德国国家银行(Reichsbank)行长鲁道夫•范•哈芬施泰因(Rudolf von Havenstein)进行比较。在危机最严重的时期，哈芬施泰因承诺通过德国国家银行新的高速印钞机来解决货币短缺问题。格林斯潘的错误虽然延伸到了货币政策，但主要是在金融业监管方面。他本能地为违约金融机构纾困，但没有对它们加以约束。出于同样的原因，与阿瑟•伯恩斯(Arthur Burns)的类比也不能同意说明问题。伯恩斯是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担任美国总统时期的美联储主席。在1971年美元贬值之后，他推行无限制的货币扩张政策以帮助尼克松连任，由此引发了上世纪70年代的全球通胀。

布朗与伯恩斯在英国的“共犯”——英国财政大臣安东尼•巴伯(Anthony Barber)更为相似。巴伯是1970-73年经济繁荣的缔造者之一。与布朗的财政扩张主义一样，这应该终结英国经济的“收放”状态。它也以货币崩溃——被称之为次级银行业危机——而告终，并几乎迫使政府为国民西敏寺银行(NatWest)纾困（35年后由苏格兰皇家银行代为完成）。

然而，和布朗与巴伯之间的这些相似之处同样具有启发性的，是他们之间的差异。布朗创造的繁荣带来的破坏可能要远远大于其前任，这是因为此轮繁荣持续的时间要长得多——更接近10年，而不是两年半——归因于国际支付模式和有弹性的信贷市场。这意味着英镑和英国资产价值高估时期的相应延长。英国出口能力——尤其是制造业领域——受到严重侵蚀。面对糟糕的生产力表现，扩张依赖于移民和外部借贷。基于具有误导性的家庭财富指标和宽松的信贷环境，英国消费者逐渐习惯于不可持续的支出。

坏消息就说到这里。目前全球经济中的两方面因素，令经济复苏前景较35年前（或75年前的上世纪30年代初）更为有利：一是尽管大宗商品市场——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的动荡令人不安，但20年来全球价格水平接近稳定，这种情况自1914年以来从未出现过；另一个因素是全球经济发展不再严重依赖于北美地区。在中国和印度的带领下，亚洲已走上自我发展的轨道。短期内它们无法避免全球衰退的影响，但其潜在增长动力远未枯竭。它们不像1970年的西欧那样处于减速边缘，也与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的情况不同。

由此可以断定，中期而言，最有希望令英国经济恢复扩张的变化就是英镑贬值。银行业危机导致了货币政策的紧急放松，而外汇市场对此作出的回应促成了英镑贬值。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没有其他宏观政策行动主义更适合英国——这当然不是德国财政部长模仿的条件反射式的财政刺激方案。低税收和高社保支出带来的“自动稳定”效应，是扩大英国预算赤字的唯一来源，这应该在预期之中。有关这一问题的辩论不可避免地与凯恩斯联系在一起。在凯恩斯的著作《通论》(The General Theory)中，他所关心的是摆脱长期低迷，而不是保持增长或阻止“正常的”商业周期，这一点十分重要。

长期而言，主要的战略挑战不是管理需求，而是监管金融市场。我们需要减少这些方面的竞争性和技术性上的创造性。总之是更为烦人的。在一个全球企业的世界中做到这一点的困难不会被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