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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报告为中国社会科学院B类重大课题《乡镇企业融资与内生民间金融组织制度创新》分报告。该课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冯兴元主持，课题组成员：李人庆，何广文，杜志雄，李静，李莉莉，杨菁，新望，陈经伟等。课题学术顾问为德国何梦笔。本报告截止期为2005年2月8日。最终更新材料见将于2006年上半年由山西经济出版社的课题总报告。

[2] “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最早由雷德菲尔德（Redfield）于其1956年出版的《农民社会与文化》一书中提出来。他在墨西哥尤卡坦州作“城乡联续体”权威研究，比较了一些封闭同质社会与另一些变动异质社会区别，提出了在文化上分以城市为中心的上层“大传统“(great tradition)和散布在城市之外乡间的“小传统”。按此，所谓“大传统”指的是以都市为中心,社会中少数上层士绅、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小传统”则指散布在村落中多数农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王铭铭（1997a, 1997b）认为以社会精英和大传统为核心的文化更易接受新的变革观念，与“现代”紧密联系，而以农民和小传统为核心的文化则不易接受新观念，是保守的，与“过去”联系，也称“草根力量” 。

[3] 李丹红(2000)把“民间”概念看作为相对于国有而言的。按此，除了国有的以外，都属于民间。这种区分相当于把民间等同于“民有”、“私有”，从而能够使得“民间金融”涵括更多的金融组织。但是，这种划分不容易纳入文化的分析视角，而真正原本意义的民间金融则与文化密不可分。李丹红由此把当前的农村信用社、1999年被清理的农村合作基金均视为民间金融。

[4]按此，可以把受到中央货币当局或者金融市场当局监管的那部分金融组织或者活动称为正式金融组织或活动，比如中国工商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可以把所有处于中央货币当局或者金融市场当局监管之外发生的金融交易、贷款和存款称为非正式金融组织或活动，比如地下钱庄和民间放贷人；可以把介于正式金融和非正式金融和非正式金融之间的形式称为准正式金融。准正式金融机构或者活动只是部分受制于中央货币当局或者金融市场当局监管，而更多地受制于其他政府部门的监管。比如1999年遭到政府清理整顿和合并的农村合作基金会以及邮政储蓄。即便定义角度不同，在本文中，农村地区的民间金融与非正式金融有很大的重合度，但仍有差别。比如部分以农村扶贫为中心的小额信贷活动也是如此，有官办的、准官办的或者民办，没有一家是内生的金融组织，不符合本义上的民间金融的内生性标准，从而可以说没有一家是民间金融。但是根据其受金融当局监管与否和是否接受政府部分的管理，除农信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之外的几乎所有这些小额信贷机构或活动可以算作为半正式金融或者非正式金融。

[5] 之所以把民间金融区分民间非正式金融和民间正式金融，而不是直接把民间金融等同于民间非正式金融，是为了兼顾一些研究人员（李丹红，2000）此前所作的类型学工作中把农信社这一正式金融也作为民间金融来加以研究。

[6] 这方面的历史材料和历史事实见于卢汉川主编（1986），《人民日报》1949年4月6日报道； 1949年11月25日人民银行总行颁布《合作社信用部今后推进办法》，华北供销合作总社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联合发出《关于典型试办合作社信用部的指示》， 1951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和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关于农村信用合作工作注意各点的联合指示》，比如安徽、四川省的农村信用社最早均成立于1951年。到1957年底，全国共有农村信用社88368个（章奇，2004）。章奇认为，这一时期的农村信用社，资本金由农民入股，干部由社员选举，通过信贷活动为社员的生产生活服务，基本保持了合作制的性质。但是，那时的“民间金融”主要仍然由政府或者准政府机构（如供销社）组织的，而不是自组织和自生自发的。因而从严格意义上看，不属于民间金融组织。

[7]即便金融监管当局不仅行使监管职能，而且直接干预农信社的微观管理，但这部分农村信用社实际上是私人控制。对于有关金融监管当局，其行为可以用捕获理论（Stigler, 1971）来解释：它几乎已经被农信社里那些实际控股者“捕获”。有关部分农信社被私人控制的事实，见李丹红，2000。

[8]青木昌彦等（Aoki等，2000; 青木昌彦，2001）对关系型融资作了如下定义：“关系型融资是一种初始融资者被预期在一系列法庭无法证实的事件状态下提供额外融资，而初始融资者预期到未来租金也愿意提供额外资金的融资方式”。在这种融资模式中，放贷者与企业关系密切，放贷者可以观察到企业的具体资金运用，企业一般都与自己的放贷者有着长期稳定的借贷关系，而且放贷者对于企业的监督与控制非常有效。这里的租金涵义比较广。主要是经济租金。本文适用更广义的关系型融资定义。即扩大“租金”的适用范围，使之涵盖非金钱回报之类的“社会租金”。这样可以得到我们这里所用的更广义的关系型融资定义。类似的用语包括关系型银行业务relational banking, relationship banking, 参见Arikawa 等，2004; Krahnen等，1998; Chang 1998)，关系型信用(relational credit)。

[9] 等距离融资相对于关系型融资而言。在等距离融资中，放贷人观察不到借款人的具体资金运用。参照Bergemann等，2004。

[10] 比如，在郭沛计算中小企业融资中的非正规金融规模时，所用的数据来源是1999年国际金融公司中国中小企业融资调查项目数据（IMF，2000）和林汉川（2003）的中国企业调查数据。然后根据中国农村个私企业个数占全国个私企业个数70%来推算农村个私企业的非正式金融规模。但是IMF只调查了四个城市，即北京、成都、顺德和温州，而且在调查过程中排除了对个体工商户或者更小工商业者的抽样。因此，IMF的研究结果对推算农村非正式金融规模根本没有参考价值。财经大学课题组调查的20个省份分别为黑龙江、辽宁、天津、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山西、河南、重庆、湖北、云南、贵州、陕西、甘肃、四川、广西。其研究方法和步骤是：（1）通过小样本调查计算这些样本地下金融规模占正式金融机构业务规模的比重；（2）把这一比重作为调查所涉及省、区、市地下金融规模平均指数；（3）再从正式金融业务规模推算地下金融规模。从总体上看，财经大学课题组采取的利用较小样本对巨大的总体进行统计推断。这都涉及很大的抽样技术误差问题，容易出现偏差。另外，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迄今为止的调查经验看，恰恰那些大型隐蔽性民间金融活动作为异常数据(outliers)难以在调查中取得，除非某地恰好曝光了某种民间金融事件。而这些异常数据恰恰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