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和《个人现代性探索》（1983/1995）中看到。

作为一个社会心理学家，英克尔斯并非不注重人格特质。他在《民族性格：心理-社会的视角》（1997）一书中探讨了国民性格的内在和外在的定义，他认为个人现代性对于处于某一特定文化中的人接受新的文化因素是一种至关重要的人格特性。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英克尔斯关注人格特质的角度仍然是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而不是人格心理学或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他始终将个人现代性放在社会现代化的背景之中，将这两个方面视为互为因果的关系。

而杨国枢等人的研究属于人格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或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关注的是影响个人行为方式的人格特质、价值观念的主要心理成份、在社会现代化变迁中个人行为改变的可能方向和心理机制方面的原因。杨国枢更倾向于把个人现代性看作一组影响个体朝向个人现代性发展和演变的人格潜质，而不是当前的行为特征和生活方式。

进一步说，杨国枢更加具有从个体出发，应对社会变迁的思考角度，而不是研究个体的改变将对社会的改变将会形成怎样的影响。从这个基点看，杨国枢的研究尽管是与社会文化紧密相关，但是仍然承袭了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的学术传统。

2 理论取向不同

英克尔斯采用的理论立场是跨文化心理学的立场，着重比较不同文化社会中个人现代化的程度，因此，这一立场背后的理论预设必然是将个人现代性视为泛文化的、可以进行比较的，其结论是，不同社会类型中的个人，其现代性是有强有弱的。换言之，英克尔斯希望回答，是否是工业化影响了不同国家中的人在个人现代性方面出现的差异？

除了对六个发展中国家个人现代性的研究，英克尔斯还详细分析了俄罗斯、德国和美国在态度、价值体系、心理状态和民族性格方面的差异，同时探讨了不同国家的“幸福感”体验，试图发现一个不同地域复杂的价值观系统。他认为，发现和描画一幅现代国家人格结构差异程度的图画是大有可为的事情。他新近出版的《一个世界能否出现？工业社会中聚敛与离散》（1998）和《民族性格：心理-社会的视角》（1997）以及与Masamichi Sasaki合编的《民族与文化比较》（1995）都反映了他的这一跨文化比较的学术取向。

杨国枢的研究采取了本土心理学（在研究的后期，这一取向的表述被修改为“跨文化本土心理学”，参见杨国枢，2000）的取向，重点在于从文化生态互动论的立场出发，建立中国本土的“个人传统性”和“个人现代性”的概念、编制测量工具以及探讨其心理机制，并提供进行预测的理论框架。他的研究背后的理论预设是，不同文化社会中的人的变迁可能有不同的方向，传统性和现代性的各主要成份之间可能出现取代、并行、渐近等不同类别的关系。杨国枢希望回答，什么是现代的人格特质，什么是传统的人格特质，在现代化过程中前者是否可以替代后者，人格特质在社会变迁中依赖什么心理机制发生改变或不发生改变。

3 选择的研究方法与测量技术不同

由于学科角度、理论立场方面的差异，英克尔斯和杨国枢选择的研究方法和测量技术也有所不同。英克尔斯比较偏向社会态度与社会行为的调查，他编制的量表更多地带有态度问卷的意味。此外，英克尔斯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样本是在六个国家中抽取的，并用作不同国家之间的群际比较。因此，不同的工业化水平是影响个人现代性改变的自变量。杨国枢的研究侧重对个人传统性和现代性包含的心理成份的探查，他不仅将传统性和现代性作为两个独立的变量群，而且是用因素分析的方法，通过主成份分析获得重要的传统性或现代性因素，编制的量表更多地带有人格量表的意味。杨国枢的研究样本最初采用了台湾大学生和社会成人，但是最后的分析使用的是大学生样本。

五、杨国枢个人现代性研究中值得讨论的问题

应该说，经过30多年的不懈努力，杨国枢等人从人格与社会心理学的学科角度出发关于个人现代性的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或者说，这一研究似乎进入了一种停滞的状态。这也提醒我们以一个批评的立场审视这些研究。可以找到的有关批评性的文字主要有以下三个种：（一）对个人现代性的研究中暗含着价值评价的成分，而现代性中的疏离感、焦虑、压力等现代心理问题则被忽视。杨国枢等人发现疏离感（无规则感、社会孤立感、无力感）作为中介变量与个人传统性和个人现代性均有正相关，特别是与传统性的成份“宿命自保”的相关达到.51，而与其它传统性成份的相关系数平均为.43；“独立自主”作为现代性的成份，与“疏离感”的相关高达.44，而与其它现代性成份的相关系数平均为.28，这些结果均值得深入探讨（瞿海源，1989）；（二）个人传统性与中国人的社会取向等本土社会心理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并不清楚（朱瑞玲，1993）；（三）研究过于笼统，而没有真正以本土的立场深入到传统如何受到现代因素的影响下作了某种程度的改变而成为现代这一问题，个人如何以原有的心理体系重新整合（杨中芳，1999）。

这些意见提出的问题说明杨国枢等人的研究还存在一些可以讨论的问题。当我们想要进行中国大陆社会变迁中人的变迁研究，就特别需要参考他们的意见，并反省杨国枢等人的研究。

从研究的目的来看，杨国枢等人后期的研究集中在个人现代性和个人传统性的心理成份、变化趋势以及心理机制上面。从他们的研究发现中可以看到，个人传统性成份与个人现代性成份之间存在着比较复杂的关系，而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或此消彼长的关系。这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即二者的关系为什么会是并存（例如，“孝亲敬祖”与“乐观进取”、“宿命自保”与“独立自顾”）、替代（例如，“男性优越”与“两性平等”；“遵从权威”、“安分守成”及“男性优越”与“平权开放”；“孝亲敬祖”与“独立自顾”）、既并存又替代（例如，“孝亲敬祖”与“独立自顾”呈负相关同时与“乐观进取”呈正相关）、甚至是无关（例如，“尊重情感”与五个个人传统性成份）？当个人现代性成份与个人传统性成份之间存在正相关时，焉知个人现代性中是否包含着个人传统性？当只有两个主要的个人现代性成份或现代价值观与个人传统性成份之间存在负相关，而其它三个成份与个人传统性成份之间存在多重复杂关系时，难道可以算做对从传统将会变成现代的趋势的足够支持吗？固然，杨国枢使用了“心理区隔化”解释了传统与现代成份的并存，使用了“心理解离化”解释了传统与现代成份的消长，但是，他却没有从传统成分本身具有的应变功能或生长功能的角度来深入传统如何变为现代，又如何表现为传统被继续保持的。例如，当“孝亲敬祖”包含着“光宗耀祖”的意义时，个人可能通过努力追寻社会所赞许的行为业绩来实现“孝”，因此，可能与“乐观进取”有相当程度的正相关。再例如，“宿命自保”中，不光有成事在天之义，也多少表现出谋事在人之义。这两者的和谐共处是否说明传统成分中包含有更加一般性的因素呢？如果把接受西方文明的开放态度看作是现代的话，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中兼容并包、随遇而安、顺应变化的特性应该看作是传统还是现代呢？由此可见，杨中芳曾提到的有关“中庸之道”的研究，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意见（1999）。从她的思路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种更加深入的本土心理学的思考框架，即从传统成分本身具有的建构性、生长性以及重新进行本土意义的组合来看文化历史对于中国人现代化的心理历程的影响。如果从并存、消长中看到区隔和解离是第一步的话，从区隔、解离中看到迁移、本土化则是第二步，而以文化生态论的立场解释这些本土的心理机制恐怕是第三步了。

从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的立场来看，杨国枢等人的研究尚未从社会制度因素与人的改变之间的关系入手，深入探讨影响个人传统性和现代性的心理与行为发生改变的社会因素，例如：教育、大众传播、生活方式、社会流动等等。而这些在英克尔斯的研究中则成为解释个人传统性和现代性心理与行为的自变量。杨国枢等人的研究是将个人传统性和现代性的测量指标、心理机制、二者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在他的研究基础上，可以进行不同社会群体（例如年龄群体、收入群体、职业群体、教育程度群体、地域群体、性别群体等）和心理群体（例如不同现代性程度的人）的比较研究，进一步探讨不同群体之间个人传统性与现代性出现差异（或一致）的社会原因。根据我国社会转型这一事实，关于社会变迁与人的变迁研究，值得从群际比较的角度丰富这一领域的研究，并对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生活方式、代际差异、婚姻质量等社会学研究领域的主观指标研究提供支持。

在测量方面，个人现代性与个人传统性都面临社会赞许性的影响，这背后也包含着社会价值观、文化价值观与个人价值观三者间复杂的关系。当一个并非持个人意见选择至上、一致性同意这类价值观念的社会，社会价值观与个人价值观出现分离，而在其中生活的个体又要顺应这种分离，因而创造出一种可以容许分离的文化价值观，那么，这三者之间对立、混融、缠绕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样的本土背景下，使用西方的个人变迁或个人现代性的研究策略或研究进路自然也会险象环生，或者就是死路一条。

从这些方面看，个人现代性研究的沉寂阶段也正是我们可以用来谋求新路的思考阶段。研究面对全球化、现代化的冲击，中国人如何解读变迁、迎接变迁、应对变迁不仅将是一个非常有可能进入中国人本土心理世界的路径，而且，也是我们社会心理学服务于社会发展和变迁的一个有价值的领域。

文献来源

瞿海源（1989）“社会文化变迁的社会心理分析”，瞿海源编著《社会心理学新论》，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93-340

杨国枢（1965b）“现代心理学中有关中国国民性的研究”，《思与言》，2卷3期，3-19页。

杨国枢（1971c）“中国国民性与现代生活适应”，叶英堃、曾文星主编《现代生活与心理卫生》，台北：水牛出版社

杨国枢（1972d）“中国大学生的人生观”，李亦园、杨国枢主编（1988）《中国人的性格》，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杨国枢、李美枝（1972e）“中国大学生的价值观”， 李亦园、杨国枢主编（1988）《中国人的性格》，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杨国枢、瞿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