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慈善。指维护和提高那些自己熟识的人们的福利，例如，帮助、原谅、忠诚、诚实、真诚的友谊。（8）传统。指尊重、赞成和接受文化或宗教的习俗和理念，例如，接受生活的命运安排、奉献、尊重传统、谦卑、节制；（9）遵从。对行为、喜好和伤害他人或违背社会期。望的倾向加以限制，例如，服从、自律、礼貌、给父母和他人带来荣耀；（10）安全。指安全、和谐、社会的稳定、关系的稳定和自我的稳定，例如，家庭安全、国家安全、社会秩序、清洁、互惠互利。对这十项价值观的动机类型之间的结构关系，Schwartz（1997）以下图表示：

              图二    价值观十种动机类型之间的结构关系（暂无）

    图中划分了四个维度：自我超越、自我提高、保守、对变化的开放性态度。他特别指出，对立的价值观在图中的方向上也是对立的，而互补的价值观则相互接近。Schwartz（1994a）的研究发现，如果集体主义是指个体深深地融于集体而没有合理的自主意识的话，中国并不是集体主义文化的原型社会（prototypical collectivist society）。

    Bond（1996）在其主编的《中国人心理学手册》（The Handbook of Chinese Psychology）一书中专章撰文评介有关中国人价值观的研究，但是，他的角度是跨文化比较的，而不是本土化的。对此，他也已有意识。在该文谈到未来研究方向时，他表示希望看到来自本土的研究成果。跨文化的研究基本上是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上看待非西方人，而不是站在非西方人的立场上看待非西方人。也就是说，价值观中所包含的文化合理性被忽视了，不同文化成员对某一种价值观在理解上可能出现的差异也被忽视了。跨文化研究在价值观领域的这种遭遇说明，要找到一幅世界范围的价值观分布图，还有赖于本土化方面的研究。

    （二）本土定向的研究

    关于中国人价值观的研究最初源于使用外来量表或理念对国民性（民族性格）进行的研究（杨国枢，1988），但以后开始检讨这种研究的效度，从理论架构和方法上开始突破照搬和照抄。同时也开始寻找中国人价值观念的主要内涵。杨国枢指出，应从强加式的通则性客位研究（imposed etic approach）转向本土化的特则性主位研究（indigenous emic approach）。在这种认识下，港台的社会心理学界自七十年代末开始，推动了一场本土化的运动，取得了不少成果，集中反映在《中国人的心理》（杨国枢，1988）、《中国人的性格》（李亦园、杨国枢，1988）、《中国人的价值观》（文崇一，1989）、《中国人的蜕变》（杨国枢，1988）、《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杨国枢、黄光国，1991）、《中国人、中国心》（杨中芳、高尚仁，1991）、《中国人：观念与行为》（文崇一、萧新煌，1988）、《中国人的价值观：社会科学的观点》（杨国枢，1992）和《本土心理学研究》（第一期至第六期，杨国枢，1993, 1994, 1995, 1996）等著作中。中国大陆的社会心理学家也在九十年代开始，进行了这方面的探讨（李庆善，1993）。在这一背景下，杨中芳（1994）回顾和分析了已有对中国人价值体系特征的研究，她将这些研究分为文化理念层次（包括人本主义论、“和合性”论、“内倾”文化论、道德价值论、儒家心态论）、社会制度层次（包括差序格局、传统导向论、个别／成就论、秩序情结论）和个人行为层次（包括社会取向论、情境中心论、关系取向论、权威性格论）。她从世界观、社会观和个人观三个层次各提出了十项具体内容，并在这三个层次三十项具体内容上将中国人与西方人做了比照，以此作为中国人价值体系的分析框架。    

    黄光国的一项实证研究（1995）使用了自行编制的价值观量表，通过因素分析等统计方法处理数据，并在自己的理论架构下对数据进行了对比分析。他发现，传统价值观和现代价值观在知识菁英的认知系统中，已经融合成一种崭新的价值系统。他认为，这是儒家思想实现创造性转换的心理动力所在。

    李银河的研究（1994）则使用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了中国农民的生育观。另外，郑伯埙（1987）关于组织行为的研究、叶光辉关于中国人“孝道”（1992）的研究、余安邦关于“成就动机”（1990）的研究、翟学伟关于中国人的“脸面观”的研究（1995）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本土研究的新进展。

    但是，从整体上来看，中国人的文化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的特征是什么，至今仍未有系统的回答。我认为，进一步的研究可以在价值观内容分类两维坐标的基础上进行。即从考察中国人处于“个体—社会”维度和“终极—工具”维度上的特征开始。从“自我概念”（self concept）的角度看，中国人的“自我”具有“家我”、“关系我”、“社会我”、“角色我”、“身分我”的特征（杨宜音，1995）。与西方人作为“在群体中的个体”（individual in the group）相比，中国人不够“个体化”；与西方人通过“自我类化”（self - categorization）建立对所属群体的归属感（sense of  belonging）而成为“在个体中的群体”（group in the individual）[1][2]相比，中国人又不够“群体化”。所以，既会表现出对以家为核心观念的凝聚力，又会表现出对集体的事情不热心，散漫而自私。关注中国人研究的人都会发现中国人的这种两面性。事实上，关键的问题在于中国人有自己独特的“个体—群体”概念，有以“自己人”为特征的整合和协调两极的心理机制（杨宜音，1997）。因此，在“个体－社会”这一维度上，中国人的分布可能处于中间的位置，并具有扩张到两极和收缩到中间的能力。与此相应，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的价值观不够“终极化”，具有实用性、世俗性的倾向，同时也不具有西方人意义上的“工具性”，而是通过对伦理价值的认同和遵奉将“终极性”和“工具性”统合起来。例如，“和为贵”这一价值观念深深渗透在中国人的行为里面，在人际交往中，中国人摸索了许多切实有用的办法减少冲突的产生。所以，在“终极—工具” 这一维度上，中国人的分布也可能是处于中间的位置。换句话说，中国人在这样的维度上，是没有完全分化的，因而，使用试图在这样的维度上寻找差异或区别性的测量工具往往无法得出可靠的结论。

四、价值观的变迁

    价值观的变迁是价值观研究在时间向度下进行的研究领域。它与价值观的空间向度和文化类型向度的研究（跨文化、跨国家研究）相比是比较薄弱的。近几十年来，学者们最为关注的莫过于价值观是什么，不同文化社会的价值观是什么的问题，而对于价值观变迁（变成什么、怎样变迁、为何变迁）尚少涉及。 原因之一是西方社会发展正处于相对稳定的阶段，原因之二是价值观作为个人深层的理念体系和社会群体共享的符号系统比较稳定和较少变化。但是，在出现社会剧烈变迁、个人遭遇特殊经历等新的刺激因素时，就有可能发生较大的变化。原有的价值观与新的价值观之间可能发生冲突、或顺应、或部分冲突、部分顺应种种现象（杨国枢，1995）。中国目前对价值观的改变最具有影响力的新的刺激因素是二十年来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带来的制度性变迁。这一变迁使中国人的宇宙观、社会观和个人观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关注这一变化，不仅在于描述现实的中国人的价值观变在何处和在怎样变，而且在于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演变，她的生长点和吐故纳新的机理，从而理解中国人的价值观为何会变、为何会变成现在的样子、人们又是怎样应对变化了的社会文化价值观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青年价值观念演变》课题组的研究（1993）尽管有一些构念上的混乱，但是这项研究比较敏感地透过青年人的价值观触及到价值观变迁的重要课题。令人惋惜的是，这项研究所涉及的变迁时限却不甚明确。由于没有前一时点的测量资料（例如，十年前的青年人的价值观，或上一代人的价值观，或本群体前一段时间的价值观，或本群体对价值观变迁的陈述测查），无法验证价值观是否发生了演变。杨国枢（1988）曾在1965年使用Morris编制的“生活方式量表”（Ways to Live）对台湾大学生进行了测查，并与Morris1948年在中国北平等省市大学生和中学生中所做的测查做了对比，以此研究了价值观的变迁问题。二十年以后，杨国枢与黄丽莉（1984）再次进行了纵贯式研究，他们对比了1948年、1964年和1984年大学生的价值观研究结果，发现了其中的变化。谢惠灵（1987）也曾使用Morris的量表对北京和山东的大学生进行过测试，并与Morris、杨国枢的研究结果进行了比较。林春等人（1991）修订了台湾学者黄国彦编制的“我国当前祖孙三代价值观念之差异研究”，对中国大陆的五百多名青年、中年和老年人进行了家庭价值、夫妻价值、亲子价值、法律价值、经济价值、教育价值的测量，发现了年龄变量的区辨性。朱谦（1995）的研究关注到了中国四十年的社会变迁所影响的文化价值变迁，他以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概括作为比照的对象，对1988年的中国人的文化价值观做了测查。他发现（1）家庭关系相当稳固；（2）勤劳工作的美德未受“大锅饭”的影响；（3）物质欲望升高；（4）人际关系趋向淡漠；（5）顺从尊长观念减弱；（6）中庸之道被排斥；（7）宗教信仰被存疑；（8）冒险进取精神不足。

    时间变量所包含的意义是多重的，也就是说，影响社会价值观发生改变的新的刺激因素群有很多。例如：大众传媒的扩大、商品生产与流通加快加广、生活消费的商品化、文化教育程度的提高、交通和信息的灵便，城乡隔绝的削弱，职业的可选择和可流动性，传统人际关系的演变，政治权威的弱化，西方价值观念的渐入等等。其中最容易看到的变化多浓缩在青年一代身上，而体现在两代人的差异之中。因此，从代际差异的角度研究社会价值观的变迁是一个比较容易的入手处。这就是很多学者选择大学生等青年作为价值观变迁的研究样本的缘由。但是，我们也完全可以选择其它方面，例如，从对消费与商品生产和流通构成的新型关系入手来研究这种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