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他们发现青少年中的友人关系中“分享分担”规范、合作行为、合作中的分酬行为、社会公益活动的参与等亲社会行为与个体主义-集体主义价值取向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多得出中国人具有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的结论。但是,一些学者发现,中国人的“集体主义”是以“家”为单位的(杨国枢,1993),超出“家”或“家族”的范围,中国人就变得没有什么集体主义可言了。中国人基于亲缘关系而形成的对于“自己人”的认同,具有范围上的伸缩性,不仅包含了“个体—集体”两极,而且赋予“个体”、“集体”以特殊的社会文化意义(杨宜音,1997)。尽管,许志超和Traindis的分类受到质疑和挑战,但是,“个体—集体”维度的划分对推进价值观研究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它从若干个人类基本问题中找到了更加本质的一个问题。
Schwartz和Bilsky(1987)的分类依据了三条标准:(1)价值观可以是工具性的或终极性的目标;(2)价值观的中心可以是个人的、集体的或二者都是;(3)价值观与十个动机领域有关,这些领域存在于任何一种文化之中,因为它们源于三种普遍的人类需求:个人的生物需要、社会交往的需要以及群体生存与福利的需要(Braithwaite & Scott, 1990)。他们将价值观分为守旧、和谐、平等的义务、知识的自主、情感的自主、控制、阶序七类。
杨中芳(1994)将中国文化价值体系划分为三个大的层次:世界观(宇宙观、变迁观、人生兴趣、理想世界、社会/个人关系、社会的功能、理想社会结构、个人的地位、理想个人、理想人际关系)、社会观(组织制度、基本单位、社会阶层、人/群关系、社会规范、人际结构、人际规范、人际交往社会化、社会奖惩、社会维系、社会分配、社会公正),和个人观(与环境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人际关系、思维方式、行为准则、行为评价、自我发展目标、自我发展过程)。杨氏的分类受到了Rokeach 的影响,世界观的部分与终极性价值观有较多的一致性,同时,她显然注意到Rokeach 的分类中的西方文化的核心因素:个体主义,因此,她的分类强调了个体和社会的关系。
黄光国(1995)延续了Rokeach的分类框架,但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理论架构和问题,将人类社会中的价值观分为两大类:(1)关于个人行为方式的价值观,称作工具性价值观,分为道德价值观和能力价值观;(2)关于存在之目的状态的价值观,称作终极性价值观,分为个人性价值(personal value)和社会性价值(social value)。他的分类不仅注重了价值观的层级特性,划分了终极性和工具性,而且在工具性和终极性两个层面都抓住了社会与个体、情感与工具、道德与契约等分类所表达的两大价值分野,从而更有可能探索不同文化下的人类行为选择的观念。
朱谦(1995)进行了一般价值观与传统价值观的研究,旨在关注社会变迁对人们价值观念的影响程度,他比较了在家庭关系、工作精神、物质欲望、社会秩序、进取心、宗教信仰和处世哲学这几个方面中国人价值观念的变化。他的研究使价值观研究又增加了时间的向度。
综上所述,在Rokeach、schwartz、杨中芳和黄光国等人的分类体系的基础上,可以在对价值观进行“终极性”(目标)与“工具性”(手段、方式)的维度的划分同时,再进行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维度的划分。这样,大部分价值观的研究都可以在这两个维度所构筑的四个象限中找到位置。
图一 价值观分类的维度
终极性
社会性 个体性
工具性
我们可以以篇幅最短的价值观量表——Morris“生活方式量表”为例,按照上述两个维度进行题目的分析。“生活方式量表”共计十三题,请见下表:
表二 Morris《生活方式量表》的内容及定位
|
生活方式 |
描述 |
在坐标上的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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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方式 |
保存人类最好的成就 |
终极性、群体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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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方式 |
培养人与物的独立性 |
终极性、个体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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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方式 |
对他人表示同情的关怀 |
终极性或工具性、群体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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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种方式 |
轮流体验欢乐与孤独 |
终极性或工具性、个体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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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种方式 |
参加团体的活动来实践与享受人生 |
工具性、群体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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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种方式 |
经常掌握变动不居的环境 |
终极性、个体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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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种方式 |
将行动、享乐、沉思加以统合 |
工具性、个体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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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种方式 |
在无忧而卫生的享乐中生活 |
终极性、个体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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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种方式 |
在安静的接纳中等待 |
工具性、非个体性或群体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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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种方式 |
坚忍地控制自己 |
工具性、群体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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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种方式 |
静观内心的生活 |
工具性、个体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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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种方式 |
从事冒险性的活动 |
工具性、个体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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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种方式 |
服从宇宙的旨意 |
终极性、非个体性或群体性 |
这一两维坐标的确立对于明晰价值观内容的结构是有意义的。同时,在这个坐标上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不同社会文化价值观的群体特征。
三、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价值观研究
(一)跨文化研究
跨文化(cross culture)的价值观研究在七十年代比较兴盛。起因是文化人类学者发现不同的文化类型,在人格上也有所不同。社会心理学研究者由此注意到了不同文化中的人们具有不尽一致的价值观念,因而希望能够进行不同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他们使用某一些价值观的分类和测量工具,眼光超越了在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占居主流地位的西方国家,而在全世界不同的国家和地域进行测量。比如,Hofstede对四十个国家十一万六千个被试的资料进行分析,发现了四个价值观的维度。第一个维度是“权力的距离”。他发现在这一维度上高得分的国家,个体容易接受专断的领导人和雇主,家长喜欢听话的孩子;而在低得分的国家,领导人或雇主比较愿意与下属商量,家长注意培养孩子的独立性。第二个维度是“避免不确定性”。他发现一些国家的人追求低风险和安全,拥有统一的国家宗教。而另一些国家的人却相反。第三个维度是“集体主义-个体主义”。个体主义是指个体独立自主、自负其责、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职业而不依赖群体和他人。第四个维度是“男性气质-女性气质”。他发现有些文化社会成员有较高的成就动机,这样的社会竞争激烈、社会压力比较大。Hofstede认为,文化的价值渗透在文化社会成员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儿童的教养方式、职业的选择等等。当然,他的划分是两极性的,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是处于这些维度的两极之间的某一点上,而不是某一极端上。
Traindis等人关于“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的量表试图从价值观内容中抽绎出最可能反映文化差异的维度进行文化比较。 这一量表涉及六种人际关系(夫妻、父母、亲戚、邻里、朋友、同事/同学) 和七种假设情境(对自己为他人所作的决定或对行为本质的考虑、分享物质财富、分享非物质财富、对社会影响的敏感性、自我表现与面子、分享成果、对他人生活的情感介入)。他们的研究表明东西方文化下人们价值观存在明显的差异,在集体主义-个体主义这一维度上,东方人相对处于集体主义的一极,西方人处于另一极。
为了描绘出一个世界范围的价值观地形图(geography of values),将各个文化标识在相对的位置上(mapping cultural groups),Schwartz等人(1992, 1994a, 1994b)发展出了“Schwartz 价值观量表”(Schwartz Values Survey, 简称SVS)。这一量表囊括了五十七项价值观,用以代表十个普遍的价值观动机类型(universal motivational types of values)。这十个动机类型是(1)权力。指社会地位与声望、对他人以及资源的控制和统治,例如,社会权力、财富、权威;(2)成就。指根据社会的标准,通过实际的竞争所获得的个人成功,例如,成功的、有能力的、有抱负的、有影响力的;(3)享乐主义。个人的快乐或感官上的满足,例如,愉快、享受生活;(4)刺激。生活中的激动人心、新奇和挑战性,例如,冒险、变化的和刺激的生活;(5)自我定向。指思想和行为的独立——选择、创造、探索,例如,创造性、好奇、自由、独立、选择自己的目标;(6)普遍性。指为了所有人类和为了自然的福祉而理解、欣赏、忍耐、保护,例如,社会公正、心胸开阔、世界和平、智慧、美好的世界、与自然和谐一体、保护环境、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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