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修订以后,被广泛使用,成为一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在西方非常流行的价值观量表。
我国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也有类似的仿照研究问世(例如:彭凯平、陈仲庚,1989;张进辅、张蜀林,1989;孙健敏,1993)。另有的研究对此稍加改变,例如,黄希庭等人(1994)将价值观分为:政治的、道德的、审美的、宗教的、职业的、人际的、婚恋的、自我的、人生的和幸福的十种类型。但是,黄氏的分类存在某些混乱。如:“婚恋的”与“人际的”有某种程度的重合,而职业的价值观是比较工具性的,可以进一步透过对职业的看法和选择发现人们更深层的价值观,比如经济的、道德的、审美的、社会性的等等。人生的和幸福的价值观是终极性的,因此,也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青年价值观念演变”课题组(1993)关于中国青年价值观的研究在价值观的分类上也出现同样的问题。
Rokeach(1973)的分类突破了上述分类的框架,他将价值观分为“行为方式”与“终极状态”两大类::终极性价值观(terminal values)和工具性价值观(instrumental values)。每一类由十八项价值信念组成:
表一 Rokeach价值观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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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极性价值观 工具性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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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自在的生活 有抱负的
令人兴奋的生活 心胸开阔的
有成就感 有能力
和平的世界 欢愉的
美丽的世界 干净的
平等 有勇气的
家庭安全 宽容的
自由 愿助人
幸福 诚实的
内心的和谐 富于想象的
成人的爱 独立的
国家安全 智识的
快感 有逻辑
得救 有爱心的
自我尊重 服从的
社会认可 礼貌的
真正的友谊 负责的
智慧 有自制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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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这种划分体现了他对价值观具有层次性质和有顺序的认识,并且,也真正表达了价值观作为“深层建构”和“信仰体系”与“行为选择”之间相互体现和相互依存的性质和关系。他的“价值观调查”量表使得价值观可进一步操作化,人们可以使用排序的方法表达他们认为哪一种价值更值得和更重要。
我国学者王新玲(1987)、寇或(1993)曾使用Rokeach的量表(Rokeach Values Survey,简称RVS) 对城市中学生进行过测查研究,探讨了道德判断及职业选择与价值观的关系。黄希庭、张进辅、张蜀林(1989)也使用Rokeach量表对两千多名青少年进行过测查。
在Rokeach的基础上,Brithwaite和 Law(1990)发展出了“目标和方式价值观调查表”。他们的划分不同于Rokeach之处在于测量了价值的绝对重要性而不是相对重要性,区分了社会目标和个人目标。
Kluckhohn(1953)从所有人类都面临的五大问题来划分价值取向:(1)人与自然的关系;(2)理想人格类型;(3)人与他人的关系的形态;(4)关于时间评价和组织;(5)人的本性。Hofstede(1980)通过对四十个国家十一万六千个被试工作价值观的研究,确定了四个价值观的潜在维度,他认为这是任何社会必须面对的人类基本问题。这四个维度是:权力距离、避免不确定性、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男性或女性气质。从人类基本问题出发来进行价值观的分类,也反映了价值观作为“深层建构”和“信仰体系”的特性,并且细化了“终极性”价值观和整理了“工具性”价值观。然而,在揭示心理结构方面却显然是不够的。
许志超和Traindis(1986)着眼于不同文化下的人们所持有的不同价值观。他们发展出了“个体主义-集体主义量表”(Individualism - Collectivism Scale,简称INDCOL),试图从这一维度概括价值观念的文化差异。他们的假设是东方人更具有集体主义的取向,而西方人则处于个体主义的一极。他们的研究引发了大批文化价值观的研究,同时,他们的理论架构也受到了学者们(包括中国学者)的批评(如杨中芳,1994;翟学伟,1994)和新近研究的挑战(Schwartz, 1992, 1994a)。
九十年代初,我国学者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oir)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章志光,1993;李伯黍,1992),其中,一些研究使用了许志超和Traindis的“个体主义-集体主义量表”( 例如,杨宜音,1991;董婉月,1993;汤志群,1993;刘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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