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拉卡托斯等人的科学哲学观，硬核和保护带构成了科学研究相互区别的纲领。行为经济学的硬核和保护带都和新古典经济学不同，就产生了一种特定的研究纲领，并且这种研究纲领会反映到研究方法上。为了研究贯彻上述研究纲领，行为经济学家需要寻找恰当的方法及方法论来理解现实的当事人的行为的心理基础。心理学在20世纪中叶的发展给经济行为的研究带来了契机。一些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在实验室中测试实验对象的动机、环境特征和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以此来揭示当事人决策的规律。这些学者对新古典经济学把心理学和当事人决策行为人为割裂非常不满，于是从重复检验新古典经济学理性经济人所需的各项假定入手，逐步反驳其理论硬核。这种早期的实验研究给经济学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但行为经济学自身也很脆弱，因为实验数据能否在统计上显著反映总体的特征是存在争议的，并且实验数据也很容易被实验者操纵。借助于麦克法登等人对微观计量经济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各种计算机模拟和计算技术的出现，行为经济学家开始借助新的工具来研究行为问题，比如采用市场数据研究金融市场上当事人的行为；采用场分析（field data）研究特定类别当事人的经济行为等。


实验方法和微观计量方法的广泛应用使得行为经济学可以在放弃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寻求各种非线性的和动态的求解方式和经验实证方式。即使在坚持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基础上，行为经济学仍然能够有效处理有限理性、偏好和禀赋内生等问题，比如演化分析和行为博弈分析等就能够很好地处理学习过程中的随机性、路径依赖性、角点解等问题。在行为经济学家看来，这种分析是更符合现实的，对现实也更有解释力。


三、行为经济学中的理性

选择问题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也是行为经济学不可回避的中心问题。但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在处理选择问题时是截然不同的。西方主流经济学通过继承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传统和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观，逐步构造出以方法论个人主义、理性经济人假定、主观价值论等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在这一理论体系构造的过程中，杰文斯、瓦尔拉斯、埃奇沃斯等人把边际效用引入经济分析，并经过希克斯等人引入边际替代率加以改造，使得理性经济人的主观价值得以通过序数方法加以处理，特别是萨缪尔森提出了显示偏好理论后，西方主流经济学才能够真正实现独立于现实的行为假定之理想。早在约翰·内维尔·凯恩斯和米塞斯等人的经济学方法论著作中，经济学的研究就被看出是独立于经验观察的先验的科学研究，这一点被后来的弗里德曼加以更充分的阐述，他明确指出，经济学的研究假定无需符合现实，所谓科学的经济学体现在其理论预测力上。也就是说，即使一个抽象的理论模型是脱离现实的，但只要该模型能够预见到不同因素的变动之后果，并且这种比较静态分析或动态分析能够对现实的政策具有指导作用，那么就是好的理论[5]。

显然，无论是早期的效用最大化模型还是后来的预期效用最大化模型都不需要心理基础。一个抽象的理性经济人足以获得弗里德曼的理论预见力。这就形成了一个奇特现象：西方主流经济学以主观价值论为基础，却没有描述经济当事人主观心理活动的理论，也就是说经济当事人的行为的形成过程是空白的。边际替代率和显示偏好理论的提出实际上把经济当事人的行为和其心理基础割裂开来了，即使是预期效用理论引入了风险态度，也没有涉及心理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这种无视行为的心理基础的态度被许多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所批评。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许多学者就着手检验新古典效用理论的两个最基本的假定：偏好的完备性公理；偏好的传递性公理。这两个假定构成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定义。这些学者认为，如果偏好的两大公理不成立，那么理性经济人假定也就不成立。不过，在当时心理学本身也受到行为主义的统治[6]，心理活动被简化为刺激－反应机制，使得当时的研究进展很少。

在上个世纪中叶，心理学本身发生了重大变化，人的心理活动被当作完整的认知过程来理解，大脑被视为信息处理器，而不在是刺激－反应器，这样，大脑本身也有一个活动秩序问题，这一问题和行为的理性又紧密关联。正因为心理学的快速进展使得心理学家得以重新检验新古典效用理论的理性假定。行为经济学的这一新的决策理论框架是由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在1979年发表的《期望理论》中奠定的，在这篇经典论文中，他们全面反驳了新古典预期效用理论的构造基础，后续的研究均是以此为基础展开的[7]。按照期望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选择理论有两个致命弱点：一是它假定程序不变，即不同期望的偏好独立于判断和评价偏好的方法和程序；二是假定描述不变，即不同期望的偏好纯粹是相应期望后果的概率分布的函数，不依赖对这些给定分布的描述。但是，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等人经过广泛的实验研究发现，决策程序以及决策对象或环境的描述本身的确影响到当事人的偏好，偏好既不满足完备性假定，也不满足传递性假定，比如当事人决策时出现损失厌恶、框架效应、偏好逆转、后悔厌恶、过度信心、从众、攀比、炫耀、成瘾等等。

问题在于，行为经济学的这些发现是颠覆了西方主流经济学还是修正了它？很多人认为，行为经济学主要是研究行为“异常”的，或者说是研究非理性行为的。因此，如何处理理性就成为理解行为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之关系的关键。在上世纪中叶，西蒙和他的同事穆斯围绕理性问题展开研究，结果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在西蒙看来，对理性的处理方式决定了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如果行为在给定条件和约束所施加的限制内适于达成给定目标时，行为是实质上理性的；如果行为是一系列深思熟虑的结果，那么行为就是过程理性的，过程理性取决于产生它的过程本身。新古典经济学对理性的处理就是通过在给定偏好公理前提下，当事人围绕目标和约束条件求最优解，内在一致性的理性被具体化为效用最大化。西蒙指出，这种理性的理解不符合现实，比如企业的现实决策并不计算边际成本和收益，而是采取满意原则，再比如新古典经济学中对不完全竞争和不确定性的处理等均没有说服力，尽管通过信息成本的引入回避了这些问题，但新古典经济学仍然无法减轻决策面对的复杂性。因此，西蒙提出了过程理性的概念，如果考虑行为的形成过程，那么除非在极为简单的环境下当事人会表现出新古典经济人的理性，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当事人都是有限理性的[8]。按照西蒙的说法，认知心理学的理性人所做的是，根据现有知识和计算手段，以过程上合理的方式来做出其决策。

与西蒙相反，穆斯认为人们对理性经济人的疑问实际上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假定本身不足导致的，在他看来，当事人不仅能够面对现有的约束条件进行充分合理的计算，而且还能够利用所能得到的信息对未来的可能事件进行合理的预期。结果，通过理性预期的构造，穆斯把新古典理性经济人推向了不确定环境。经过卢卡斯和萨金特等人的努力，理性预期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建模的基石，并由此复活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界称之为“理性预期革命”。对比西蒙和穆斯对理性的处理可以看出，西蒙强调了理性在心理层面的形成过程，而穆斯则把理性处理成一个行为层面的计算过程。理性预期革命前的新古典经济学是从偏好的基本公理直接推出效用最大化决策，理性预期本身则考虑到了偏好层面的计算问题。

究竟哪种看法更准确地抓住了行为的本质呢？森在讨论伦理学和经济学的关系时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在偏好的二元关系的内在一致性、自利最大化、理性行为和实际行为之间的推理并没有说服力[9]。森担忧的正是西蒙所怀疑的。其中的关键就是理性本身的来源。西蒙试图通过人的认知过程的研究来析疑，而哈耶克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着手从大脑层面解决这一问题[10]。哈耶克为了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观，特别研究了人类理性行为的心理基础，在其《感觉的秩序》一书中，他指出人类的行为来自其心智活动，而人的心智活动呈现两种并行的演化过程：一是人类大脑的物理构造决定了人类行为的共同基础；二是人类针对特定环境的反映及其经验累积会导致不同人的心智朝各自的方向演化，并以相应的方式指导人们的感知。因此，心智是一个自组织系统，依赖各种神经簇的组合，对外部世界的感知进行分类，进而指导我们的行动。分类结构决定刺激－反应模型，后者反过来又影响分类结构。结果，正是心智把有组织的世界呈现给我们，世界的秩序就是心智对感觉所作的排序，即是一种“感觉秩序”。由于心智是对现实世界的排列和预期，作为分类器官的心智就比现实世界本身复杂得多。心智的自组织特征及其复杂性导致人们通过规则（感觉秩序）行动，同时又面临心智的分类规则本身及我们对心智活动了解的局限性。所以，当我们通过语言等来表达现实世界时，必然面临局限性。这就是哈耶克的“有限知识论”。

哈耶克通过建立一个心理学的基础，阐明了他的知识论。在他看来，每个人的知识都是有限的，在有限知识的约束下，即使一个人能理性的计算，仍然不可避免地犯错误。知识的局限性决定了在不同人中知识的分散性，从而导致协调困难。面对社会中知识的分散化，当事人按照新古典式的理性计算成本就太高（实际上也不可能），当事人理性的现实表现就是尽可能采用习惯或制度，通过规则来降低协调失灵的可能性。因此，按照规则决策仍然是理性的。对比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理性，哈耶克正确地指出了当事人现实决策的理性状态：理性不及、理性无知和理性非理性。知识的局限性导致当事人理性决策的局限性，进而产生理性不及；当事人认识到知识在社会中的分散性，有意识地放弃对部分知识的了解，甚至有意识地采取一种直觉的或冲动的行动方式，这就是理性无知和理性不理性。也就是说，各种行为异常实际上是理性的结果[11]。后来的行为经济学家泰勒专门研究了心智账户问题，发现人们在实际决策中往往采用心智账户，比如每月的工资和证券投资收入会分别计入不同的心智账户，然后按照各自的账户使用。经验数据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收入的消费倾向不同，证实了心智账户的存在[12]。泰勒的心智账户理论实际上为哈耶克的感觉秩序理论提供了可经验实证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