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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志武：财富是怎样产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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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陈志武 访问次数： 更新日期：2008-1-15 21:29:06 来源：新财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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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之前的美国跟传统中国有许多类似之处：多数人以农为生，“大家族”也起着经济互助共同体的作用，政府基本不提供任何养老金、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灾难救济，只有一些民间慈善机构提供有限的补助。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铁路交通的发展却慢慢改变了美国原来的社会结构，人口流动大增，为了就业一生中可能搬家数次。于是，到二十世纪初，以家族为基础的经济互助共同体开始瓦解。1930年代初的经济大危机更是把这种瓦解所隐含的问题全暴露无遗：在新的社会结构下，老百姓的收入安全怎么保障？1935年通过的《社会安全法》则是联邦政府的第一次回应，该法案授权成立“社会安全管理局”和“社会安全保障基金”，其目的是（1）为老年人提供退休养老金，（2）为残疾人提供生活费与医疗费，和（3）要求各州政府为公民提供起码的失业保险。1965年通过的《社会安全修正法案》再补充了一项：为贫困的老年人提供医疗保险（Medicare 和 Medicaid）。社会安全保障基金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低收入的家庭和老年人。社保基金于1937年开始，第一年共支付1百28万美元给老百姓，到 1999年则共付出3858亿美元各类社会福利。除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险与退休金外，个人自己也可从保险公司购买各类保险与退休金产品（上期中本栏对美国退休基金的演变有过更详细的介绍）。美国的这些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为所有家庭构造了一个可靠的安全网，让他们不用为未来担心。这从另一角度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人的消费倾向性这么高，只有不到4%的储蓄率！
在中国，四世同堂也成为历史，家族已不再是一般家庭的经济互助共同体，人口在广泛流动，靠子女养老已慢慢变得不现实。计划经济下的铁饭碗、退休与医疗福利现在已基本不在了。新的社会与经济环境下，如果政府不尽快在社会保险与退休金上弥补，在证券与金融品种上又不进一步创新，那么居民们只会选择过分保守的金融资产结构。根据人民银行的资料，到2001年底，中国个人金融资产的11。2%在现金、71。7%在银行存款（两项共占83%）、13。5%在有价证券、1。7%在保险。这种结构显然不利于经济增长。
时下关于失业保险、医疗保险、退休金计划等的讨论都集中在如何由政府来承担、支付。其实，除了由全国社保基金提供最基本的保障、地方政府与企业提供最基本的退休养老金之外，也应当鼓励民间金融机构进入这些行业。目前一些保险公司已开始推出兼顾“保险与投资”的证券项目，这是一个极好的开端。但，既使像失业保险和养老金这样的业务，也应该鼓励保险公司和其它金融机构介入，这不仅能在增量上减轻政府的负担，还显然可增加居民的消费倾向性。
金融创新的启示
经济增长使社会收入增加，也必然意味着社会整体财富的增长。我们可能认为：这些年的增长以及上面谈到的金融创新只是造就了少数首富，而并没给普通老百姓带来更多的财富。—— 其实不然，因为即使老百姓手头的流动财富并没明显增长太多，他们的人力资本财富肯定已上升许多，结果是每人的未来收入流的折现值都增加了。怎样让每个居民从增加的人力资本感到“富有”呢？那就得通过金融创新来帮助老百姓把人力资本“兑现”、把他们未来的收入流进一步“证券化”。
从多年的研究中，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Gustav Ranis发现，有的时候，当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太丰富时，那个国家的经济反而可能理不顺，因为那里的人们反而不会有动力去作制度和金融上的创新。没有制度与金融创新，其经济的内在动力就无法被调动起来。因此，财富不是由天赋的“地大物博”所决定（“地大物博”当然好），而更重要的财富是源自于理性化的制度机制和金融创新。住房贷款对房地产业、汽车贷款对汽车业的刺激效应以及由此带动的整体内需扩张，应当给我们许多政策上的启示，值得深思。
近几年有关金融创新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企业融资上，融资工具与途径显然对企业是决定性的。实际上，金融创新对市场的另一方 —— 消费者 —— 是同等的重要。在政府提供的就业保障、医疗保障或灾难救济都非常有限的时候，如果没有任何类型的贷款、没有任何类型的针对消费者的证券，那么一个居民的未来生活很容易一会儿太饱、一会儿太饿、有时太富、有时太穷。面对这种前景，居民们只好靠银行储蓄存款来规避风险，尽管银行存款是一种非常低效的避险工具。
有意思的是，今天的中国在一些方面跟30年代的美国很类似：已建立了有规模的高速公路、桥梁和其它基建体系，已有了各类经济立法，已开启了针对消费者的金融创新，等等。如果30年代后的美国经历对我们有任何借鉴意义的话，那么只要制度与金融创新能上升到另一层高度，就不用担心缺乏内在增长动力。
[编后记：直到现在中国社会也没真正弄清楚什么是财富，财富怎么产生。当前中国最大的误区就是将眼睛紧紧盯住GDP，盯住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生产，对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财富----知识、体制、制度、文化、观念很少重视。其结果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一个居民小区中建起了一个几公顷的大公园，里面建了好多造价昂贵的西洋建筑，但就是不栽树，或者说栽的树少得可怜，并且越是路边越不栽树，结果，夏日烈日炎炎，没人敢光顾。
古代人都知道，人只有依着木才能得到休息，在小学生的辅导书里都可以找到对“休”字的解释，但搞公园设计的人却连这点常识都没有。至于说管理公园的人水平就更差，连置放个椅子都不在树底下。这种只搞硬件建设不懂管理科学和管理艺术的现象在中国比比皆是。中国的物质生产实际上在今天已经不少了，但真正发挥作用的不多，而且浪费很多，这都与认识偏差有关，与国家的管理者水平有关。]
此文原发表于《新财富》2003年5月
* 作者为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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