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评：按照中国加入WTO 的承诺，2006年中国的银行业将全面放开，国内银行体系的改革已经进入倒计时。1月6日，中央政府启动了新一轮大刀阔斧的银行改革，国务院宣布选择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为股份制改革试点，并动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对二者有偿注资，此举在业内引起了巨大震动。较之1998年的财政无偿注资，中央政府在国有银行改革思路上发生了重大转变。按照国有商业银行“三步走”的改革思路：第一，解决不良贷款和内部经营机制问题；第二，把它们改组为股份制公司，按照公司治理的原则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最后，在时机成熟之际，让它们上市。给两大国有商业银行注资只能说是改革的第一步，后面的工作如财务重组、引进战略投资者、上市乃至成立存款再保险公司等将更加艰巨。资本充足率和不良资产率堪称银行上市的两道“门槛”，450亿美元的外汇注资，将使建行和中行的资本充足率提升到约15%左右，但由于这些注资不被允许用来核销不良资产，在短期内，两家银行降低不良资产率——截止2003年末，按照五级分类口径，建行的不良资产率为9.25%，中行的不良资产率为15.92%——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而银行上市后能否有能力继续融资补充资本金仍将面临考验，因为企业是否能够在股市上持续融资取决于企业的经营以及投资者的态度，而国际投资者和评级机构对中国的银行业一向比较悲观，中国银行业要扭转国际投资者的这种悲观看法，赢得投资者的信任，就必须化解银行的巨额不良资产，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信息披露机制以及风险管理机制，改变外在形象，同时政府还必须做好资本市场改革等配套改革。诚如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日在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所讲：目前进行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是“背水一战”，是一场输不起的实践，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对注资的持续性需求清楚地表明：对银行全面改革来说，注资计划本身是不够的

　　中国的公共债务在今后的3、4年中仍然是安全的，这让中央政府有很多时间来对银行进行重组和改革而不会受到市场变动的干扰

　　1月5日，中国实施了一项大胆的银行注资计划，即从4000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中拿出450亿注入两家准备于明年到海外上市的国有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这是拿出1000多亿美元政府资金来提升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四大）竞争力战略的第一步。四大的另外两家——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预计随后也会得到类似的注资。资本结构的调整也是去年12月政府所公布的银行改革计划的一部分，在该计划中，单个外资机构可以入股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比例由15%提高到了20%.

　　对注资的持续性需求清楚地表明：对银行全面改革来说，注资计划本身是不够的。中央政府正在进行新一轮金融改革，但公众所关心的是：这一轮改革是否能奏效以及中国是否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国有银行改革。

　　我们也许能从中国的公共债务趋势图得到线索。形势乍看是严峻的：近年来政府债务急剧增加——2002年其债务额从1997年的5500亿元（664亿美元）上升到了1.9万亿元（2295亿美元），上升了250%（见图1）。这引起了一种担心：即不断增加的债务将会很快引发财政危机和银行改革搁浅。得出这个结论的前提是：政府的高额债务将会阻滞中国不良贷款银行重组，因为这样的计划将会引发政府重复借贷。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单独进行资本结构调整是不够的

　　首先，中国曾经尝试过巨额银行资本结构调整，但没有成功。这也是为什么此次政府更为谨慎的原因。1998年，为调整四大银行的资本结构，北京发行了2700亿人民币（330亿美元）的特别债券。随后，1999年，北京又为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分别成立了信达、华融、东方、长城四家资产管理公司（AMCs）。这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用从财政部（MOF ）获得的4000亿人民币（480亿美元）原始资本，发行了1万亿人民币（1210亿美元）由财政部担保的债券。然后，他们用这些资金购买了四家国有商业银行账面价值为1.4万亿（1700亿美元）的不良贷款。

　　但是该项计划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银行的问题。从1998年以来，银行报表上的不良贷款率并没有下降多少，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在不良资产回收、出售方面也成效不大。同时，四大银行的公司治理、透明度和风险管理也只取得了些许改进。国家在银行因不谨慎经营积累了大量坏账后给予其更多的钱，这样就产生了一种道德风险，他们就会继续盲目草率地贷款。

　　银行的口袋比你想象的深

　　第二，中国政府在目前的债务水平下仍然可以对银行进行进一步注资。2002年政府债务比1997年猛增250%，这看起来是挺吓人的，但是，2002年总债务占GDP 的比重只有18%.即使是现在的估计——总债务占GDP 的25%，中国的公共债务仍然远远低于国际上所公认的将危及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60%的警戒线。

　　另外，尽管债务激增，由于利率不断下调，债务成本却降低了（见图2）。政府为1997年发行的国库券所支付的平均利息为9.4%（1997年以前为10%以上），但是2002年政府债券的平均利率只有2.4%.

　　与六年前相比，现在，政府总支出中利息支出所占的比例下降了。1997年内债利息支出约为650亿人民币（79亿美元），2002年为1000亿人民币（121亿美元），上升了54%.但是分摊到5年，这样的上升也不为过，尤其是在经济年平均增长率高达8%的情况下。

　　另外，从1998年以来，尽管债务总额猛增，但年利率支出趋于稳定，大约在910亿人民币（11亿美元）到1000亿人民币（121亿美元）之间。内债和外债的利息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从1997年的7.6%降到了5.5%.

　　批评人士认为利率的突然上升将会使中央政府的财政崩溃，因为债务偿还负担将会随着利率的上升而快速增加。但是，利率效应对债务偿还成本的影响是有限的，因为中国公共债务的期限结构近期发生了变化。中国长期国库券（T-bonds ）的平均到期年限从1997年的3.4年延长到了2002年的6.7年，并且这些债券的利率绝大多数低于4%.通过延长期限结构，中央政府成功地将随后的3、4年里的利息支出锁定在了低于4%的水平。

　　因此，在未来的3、4年中，中国的公共债务将会保持稳定，中央政府有很多的时间来进行银行资本重组和改革而不会受到市场变动的影响。另外，这个时间结构与中国在世贸组织协议中承诺向所有外资银行开放其银行部门的时间是一致的。但这也意味着政府正在和时间赛跑。要完成银行改革的艰巨任务，四年时间并不太长。

　　需下猛药

　　因为公共债务限定了完善银行体系的时间期限，所以中央政府于2003年11月掀起的新一轮银行改革（银行部门进一步向外资金融机构开放）在范围上仍然十分有限。决定先由两家国有银行来进行试验性改革意味着无论是骄傲自满还是勉为其难都会动摇整个银行系统。

　　新的注资方式将会取得多大成功也尚不清楚。政府成立了汇金投资有限公司来转移资金和监管两家国有商业银行的投资，而不是直接注资。中央银行将外汇资金注入汇金，汇金再用这些资金购买两家银行的净资产。汇金的董事会人员来源于财政部、国家外汇管理局以及中央银行。但是很难看出汇金会比这些本来就对银行负有监管责任的部门更有效。要使改革能取得成效，中央政府就应该从国内外聘请独立的专家担当汇金的董事，以引导其资本重组的进程。

　　然而，这样的注资是非常需要的。占中国全部银行资产大约70%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技术上已经支不抵债了。根据政府部门的估计，其坏账率已达总资产的25%，但是私人部门的估计是该数据的两倍。即使是一些比较乐观的私人部门，他们对不良资产回收率的估计也只有25%，这将会使不良贷款率在几年内降低到12%，资本充足率也会降低到3%（远远低于国际清算银行原则所要求的8%的水平）。因为四家国有银行由政府担保，对四大国由商业银行进行担保的成本将会超过2万亿人民币（2415亿美元），几乎相当于中国2003年GDP 的25%.

　　倘若仅仅是对不良贷款进行重新包装而不重视其根本原因——不严格的会计制度、政策性贷款偏好以及低下的公司治理水平，就不能实现银行改革的初衷。另外，对于完善国有银行来说，只是对资产结构进行进一步调整以及将外资金融机构参股中资银行的比例提高5个百分点使其达到20%，但国内资本市场没有进行配套改革，也是不够的。

　　没有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作为经濟资本的主要来源，中国的银行仍将面临政策性贷款的压力。目前，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都存在着很多问题。由于政府对首次公开发行实行配额制，国内的股票市场充斥着投机并严重扭曲。政府官员倾向于支持那些亏损的国有企业上市，而将好处留给政府，结果导致了逆向选择问题，即只有那些不好的公司被推举上市。另一方面，公司债券市场也面临着交易量小、严格的政府管制和非理性定价等问题。

　　化解不良贷款

　　由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国家独资，因此在银行改革中，控制权是最尖锐的问题。即使这几家银行公开上市，由于监管条例规定，在所有权中国家占75%，这就使得在四大行建立真正的商业机制非常困难。四大银行作为拥有8500万职工的国有企业的贷款银行，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这也意味着政治和贷款仍将纠结不清。同时，国有商业银行本身规模也十分巨大，他们在全国拥有1400万职工和11.6万家分支机构。

　　国有银行长期作为政府的贷款来源，也使得其在商业目标之外还承担了诸如维持社会稳定、调节收入分配等主要政策目标。结果，国有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资本定价等商业化运作中几乎没有什么经验。作为金融改革的权宜之计，这几家银行将现代风险评估外包给了外国专家。但是银行系统的变化仍然极其缓慢。

　　只是简单地让四大银行在国内股票市场上市不能解决所有权问题。除非由市场力量来配置资本，尤其是由利率来自由调节，银行是不可能在正确的风险分析上做出自己的贷款决定的。但是，利率现在仍然由国家来制定，尽管利率浮动的范围在慢慢加大。资本市场改革也是必需的，那样公司的业绩就能通过股票的市值充分地反映出来，从而引导资本有效配置。

　　增加外资参股比例也并不一定会提高银行的业绩，因为对于银行的经营来说，银行系统本身的制度、组织结构、企业文化比国外的管理经验更为重要。反过来讲，在很大程度上，这也依赖于资本市场改革将市场机制引入银行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