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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俄罗斯在1990年开始改革时的货币化水平（M2/GNP）为100%，即经济已经货币化了（世界银行，1996a）。改革初始点上货币化水平的巨大差异或许是解释中俄改革异轨的一个重要因素。

[2][2] 世界银行（1996a）则认为1993年中国货币发行收益几乎达到GDP的11%，而市场经济国家一般为1%-2%。

[3][3] 实际上，国有银行制度也是后来国家大量举债的支持性制度安排。

[4][4]显然，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的并存是金融剩余出现的前提。

[5][5] 据钱颖一（Qian，1993）的测算，在1979-1984年间，农村信用合作社（代表国家）对农户、乡镇企业和集体农业的贷款总额平均只占存款总额的33.9%，即便到了1991年，也才占到66.8%。难怪麦金农（1993,p.277）惊叹，在改革开始的这段关键时期里，占总人口3/4以上的中国农民出人意料地以净贷款人的身份为其他经济部分贡献了金融剩余。在1985-1996年间，非国有部门（包括乡镇企业和农业）所用贷款占全部银行贷款的平均比例仅为19.03%（张杰，1998，p.57）。1999年，银行借给个体企业和私营企业的贷款仅为580亿元，还不到全部短期贷款63890亿元的1%（李萱，2000）。

[6][6]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2002年3月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的演讲，国有银行的改革可以分成三步次第推进，即商业化、公司化与股份化。而其中的一个要点是，将有条件的国有银行改革成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7][7] 正因如此，笔者才认为国家给国有银行补充真实的资本金是没有必要的；这正好反证了前文已经提出的一个观点，即国家补充真实资本金的行为是一个博弈均衡，或者说，它是国家与谋求自主权的国有银行相互达成的一种妥协。

[8][8] 易纲（2002）的研究也得出了近似的结论。

[9][9] 当然，最理想的方式是加速推进国有经济的民营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