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银行的资本金谜团

张杰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 现代货币金融理论与政策、金融制度与金融发展

研究成果:《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获上海市第5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0

主要学术作品: 1.金融中介理论发展述评，《中国社会科学》2001，6

2.体制外增长中的金融安排，《经济学家》1999，2；《新华文摘》1999，7

3.中国国有银行的资本金谜团，《经济研究》2003，1

4.交易、风险与所有权，《管理世界》2003，5

5.转轨经济中的金融中介及其演进：一个新的解释框架，《管理世界》2001，5

6.国家的意愿、能力与区域发展政策选择，《经济研究》2001，3

7.民营经济的金融困境与融资次序，《经济研究》2000，4

8.渐进改革中的金融支持，《经济研究》1998，10

9.中国的货币化进程、金融控制及改革困境，《经济研究》1997，8

10.地方政府的介入与金融体制变异，《经济研究》1996，3

11.中国金融改革的检讨与进一步改革的途径，《经济研究》1995，5

12.国有银行的存差：逻辑与性质《金融研究》2003，6

13.转轨经济中的国有银行呆账，《金融研究》1999，5

14.何种金融制度安排更有利于转轨中的储蓄动员与金融支持，《金融研究》1998，12

15.国有银行的不良债权与清债博弈，《经济学家》1997，6

16.中国经济体制变革中的财产权利，《经济学家》1994，4

专著：

1.《制度、渐进转轨与中国金融改革》，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2.《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

3.《中国国有金融体制变迁分析》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4.《中国金融成长的经济分析》，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5.《天圆地方的困惑》，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

6.《国际货币经济学》，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7.《货币、信贷与资本》，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工作经历:

1984，7－1993，7陕西财经学院金融系，助教、讲师

1993，7－1997，10陕西财经学院金融系，常务副主任、副教授，期间在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做博士后研究2年

1997，10－1998，3陕西财经学院金融系，主任、教授

1998，3－2000，4陕西财经学院金融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0，4－2002，9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委员会主任、金融制度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2002，9至今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The Mystery of China's State-owned Banks' Capital

Zhang Jie

(School of Financ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The paper is to examine the cause of the mystery concerning the state-owned banks (SOBs) capital in China. It argues that the well-functioning of SOB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severe undercapitalization and a high ratio of bad loans should be attributed to the existence of a special capital structure. In this stricture, the state becomes the shareholder of SOBs on the basis of the reputation it owns rather than on the basis of the capital it provides; the party actually providing the capital are households who buy bank deposits. Thus,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there comes into being their alliance in terms of capital which has vigorously supported the government's effort in the direction of mobilizing financial residuals via SOBs. The accompanying cost has been the increasing financial risks resulting from low-quality bank loans. Undoubtedly, the government is more than willing to resolve the risks through reforming SOBs. However, the state reputation is inseparable. And that is why reforms in terms of capital structure have ended in failure. In the light of this situation, the feasible alternative is to reform SOBs in terms of their asset structure.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it is important to establish a linkage between SOBs and the private economy as well as to set up a private financial system.

Key Words:  capital of banks    financial residual    state reputation    reform of SOBs

JEL Classification:  H810; P350; G210

内容提要：本文旨在考察中国国有银行资本金谜团的由来，并为破解该谜团提供一种可能的视角。本文的讨论表明，国有银行之所以能在真实资本极少得到补充且不良贷款比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保持稳定，是因为存在一个特殊的资本结构。在该资本结构中，作为出资人的国家以其独有的声誉入股，而居民部门则以存单持有人的身份实际提供着真实资本。就这样，国家与居民在中国特殊的改革背景下建立起了一种奇妙的资本联盟。这种联盟有力地支持了国家借助国有银行充分动员金融剩余的努力，付出的代价则是由国有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低劣所挤出的金融风险。国家无疑具有通过推进国有银行改革化解金融风险的激励，但改革行动首先在国家声誉的不可分性面前受阻，着眼于资本结构的直截了当改革方式虽几经酝酿恐终难施行。基于本文的分析结论，中国国有银行改革的可行方式是谋求改变资产结构，由此进一步凸显出国有银行与民营经济建立金融联系以及重建民营金融制度的深刻含义。

关键词：资本金   金融剩余   国家声誉   国有银行改革

一、     引言

关于银行的资本金问题，在现代货币金融理论中早有详尽而成熟的阐释，原本很难引起人们的研究兴趣，或者提出新的看法。可是，在中国，就是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却不时成为学术界尤其是政策层关注的焦点。个中原由不言自明，我们所关注的资本金问题与现代货币金融理论所阐释的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作为我们讨论对象的国有银行与现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尚有不小的距离。

尽管近年来人们围绕国有银行资本金问题发表了不少议论，但从总体上看，大部分成果则是描述性和对策性的，深层次的理论研究文献极为少见。从国际范围考察，世界银行（1989，1996a，1996b，1997，2001）的几份研究报告对发展中经济和转轨经济条件下的金融问题曾经给予特别关注并发表过相当精辟的见解，可惟独没有涉及国有银行的资本结构。青木昌彦和钱颖一（1995）曾长期留意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及其银行的作用，但令人不解的是，资本结构与公司治理结构的关系是如此之紧密，可就是难以进入他们的研究视野。Mckinnon（1993）近年以潜心研究转轨经济过程的金融控制问题著称于世，国有银行的资本金问题看来也未能吸引其注意力。Dewatripont and Maskin (1989)在其软预算约束模型中着力刻画了两种不同制度条件是如何影响银行的项目选择决定的。仅就其所谓的相对集权、预算约束很软的国有银行制度而言，我们从中一时难以看出，银行相对草率的贷款决定到底与其特殊的资本结构具有何种逻辑联系。当然，我们并非机械地要求凡是针对国有银行的研究就一定得与其资本金问题扯上关系。但根据笔者多年的观察，至少就中国的国有银行而言，若离开资本金，我们便对许多重要问题无法进行深入研究。

人们之所以不肯深究国有银行的资本金问题，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大概是认为资本金并不是影响国有银行绩效的主要变量。大部分文献倾向于支持，国有企业的高借贷偏好以及把国有银行资金作为免费资本使用的心理定势是问题的关键（张春霖，1996；平新乔和蒋国荣，1994）。有些研究成果还认为经济环境或地域因素是解释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成因的第一变量，大致能够解释70%；而银行自身的产权、公司治理结构和经营管理不善等只是第二变量，只能解释30%（易纲，2002）。我们并不怀疑这些解释的合理性，且在考察某一问题时，对有些变量进行忽略处理，这也是经济学研究的一贯做法。但问题是，这种忽略本身并不是随意进行的，对有些特别重要的核心变量就不能任意取舍，而国有银行的资本金就是这样一个核心变量。此外，对于那种人为割裂相关变量之间动态的逻辑联系以及非要机械地分辨出孰重孰轻的做法，则更是让人费解。令人感到不安的是，这种做法在国内学术界一度十分流行。

国有银行的资本结构是笔者近年来一直留意的一个研究领域。既有的研究（张杰，1997；1998；1999）表明，对于国有银行来说，居民存款实际上起着替补国家注资的作用，在国家的有力担保之下，国有银行完全可以把居民储蓄存款的相当一部分视作自有（国有）资本；由国家直接注资与在国家担保下吸收存款，其效用是完全等价的。国有银行确立以债务性注资为核心的资本结构，其精妙之处在于使国有银行的产权拥有者与真实出资者相分离。债务性注资在资本结构中占的比重再大，体现的也只是债权而不是所有权。结果，国家一方面不需要直接拿出钱来，减轻了财政压力，另一方面并没有放弃国有产权从而继续保持金融控制，可谓一举两得。既然如此，国家既无补充资本金的激励，也无补充资本金的必要。在这种情况下，真正重要的是国家的担保能力和人们对国家的信心，而不是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本文的讨论是对笔者既有研究的扩展和深化，其大致结构如下：第2节通过描述改革以来国家在储蓄投资领域地位的戏剧性变化以及由此锁定国有银行角色的过程为全文的讨论提供一个基本背景；第3节考察国有银行资本金从无关轻重到凸显其重要性的过程；第4节给出一个国有银行资本金的简单代数式并据此说明国家退出的两难困境；第5节讨论国家作为国有银行事实上的委托人的低资本金偏好、股权回报与退出路径；最后，在第6节给出本文的分析结论。

二、     国家退出的不对称、金融剩余与国有银行角色

   在改革以前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既是主要的储蓄者，也是主要的投资者。如在1978年的国民储蓄结构中，政府部门所占比例达42.8%，企业和居民部门分别占33.65%和23.55%。若考虑到企业部门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国家直接控制下的国有企业，则政府部门实际支配的国民储蓄份额大致超过70%。与此同时，全部投资则基本上由国家“包办”。改革以来，以上格局发生了迅速而富有戏剧性的变化。据粗略估计，在2000年的国民储蓄结构中，政府部门仅占去不到3%的份额，即便是加上企业部门中政府可以施加影响的国有部分，其总体比例也不会超过10%；而居民部门所占比例上升到84%左右。由此表明，国家已经从主要储蓄者的位置上“退出”。不过，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家在完成储蓄退出的同时，依然占据着主要投资者的位置。如1998年，国有部门（相当于政府部门）的投资增长了28%，而民营部门（统计范围宽于居民部门）只增长4%；在1999年，居民部门投资只占GDP的17%（Stern，2001），而同期这个部门的国内产值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0%以上；其工业产出占全部工业产出的比例（包括乡镇企业）更是达到71.79%（Zhangjie and Chenwei，2002）。无疑地，改革以来，国家的储蓄与投资退出呈现出严重的不对称态势。

国家不再是主要的储蓄者，却依然是主要的投资者，筹资问题便一下子凸显出来。当然，仅从理论上讲，作为拥有“暴力潜能”的国家，可资其使用的筹资手段还是不少的，诸如增税、发行货币以及举债等。可事实表明，国家通过以上手段只筹措到十分有限的资金。增税无疑是一种最直截了当的筹资方式，但在特殊的改革背景下，它受到一些条件的硬约束。首先是税基约束。在当时，征税对象只能局限于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因受改革冲击，利润迅速下滑，加上税负已经很重（增殖税率加所得税率接近50%），已无力承受增税压力。其次是改革支持约束。中国的改革主要是由国家自上而下推开的，因此，取得社会公众对改革的普遍支持至关重要。这就意味着国家需要采取“予之”（而不是“取之”）的策略，不宜向其征取大量税收。

货币发行方式也比较简便，但约束条件同样十分严格。首先是货币化水平约束。从理论上讲，一国某一时期的货币发行筹资规模与其货币化水平成反向相关关系。相对来说，在改革初期，中国的货币发行筹资条件还是相当优越的，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