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家庭对于中国经济波动具有异质性信念时，中国经济周期的福利成本是否会发生变化？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研究结果表明，异质性信念从两个途径影响我们对于经济周期进行的福利评价：第一个途径是信念的异质性可以减小家庭的风险厌恶系数，从而增加家庭的风险容忍能力；第二个途径是信念的异质性改变了中央计划者对于经济波动的主观概率分布函数的形态。按照本文的这一结论以及相应的中国宏观经济数值模拟结果，中国宏观经济周期的福利成本要比按照以往模型所计算的结果要略小些。

关键词：异质性信念；资产定价；经济周期；经济增长；福利成本

一、引言

中国经济的研究者和参与者总是无法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增长和波动取得一致性意见。例如，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进行的中国百名经济学家信心调查表明，研究者对于中国当前经济形势的满意程度、对未来经济走势的预期以及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建议等从来就没有一致过；北京奥尔多投资咨询中心进行的奥尔多投资者行为调查报告对于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和预期也是不一致的。 由于经济波动的福利成本依赖于经济波动的大小，所以对于认为经济过热的群体而言，存在较大宏观经济波动的福利成本或者福利代价必然较高；而对于认为经济平稳的群体而言，存在较低宏观经济波动的福利成本相对较低。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在无法忽视任何一个群体意见的情况下，这样的宏观经济异质性信念是否改变了中国经济波动对于家庭的福利影响以及是通过何种途径来实现这种影响的？本文试图结合中国经济具体情况从理论上回答这个问题。

关于经济波动对家庭的福利影响，卢卡斯（Lucas，1987）首次使用数值模型给出了定量回答。他发现，如果将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从每年3%降低到2%，消费者所遭受的福利损失相当于在其未来无穷的生命期内每年减少20%的消费数量；而经济波动带来的福利损失却只需要消费水平大约每年增加0.008%就可以得到补偿。因此，卢卡斯认为相对经济增长而言，宏观经济波动是一个无须关心的问题。这个定量计算结果和实际经济周期模型一起构成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府宏观调控无用论”的内核。

此外，卢卡斯是从行为和风险两个角度建立非常简单的模型来研究经济波动的福利成本的。这样处理的优点在于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研究经济波动对于家庭的福利影响，对此问题给出了一个基准回答，但是缺点在于完全没有考虑用一种机制和途径将家庭的行为和家庭所面临的风险联系起来。人们不相信令人讨厌的宏观经济波动的福利成本如此之小，所以卢卡斯的“政府宏观调控无用论”激发了汗牛充栋的后续研究。这些后续研究基本上是按照家庭行为修正和经济风险度量两个思路来进行的。例如，Dolmas（1998）、Tallarini（2000）、Epaulard and Pommeret（2003）的递归效用函数福利成本模型，Van Wincoop（1994）和陈彦斌和周业安（2006）的习惯形成福利成本模型，陈彦斌和韩旭（2007）的一阶自回归随机过程福利成本模型，等等。

在这些研究中，有两篇文献特别值得关注。这两篇文章都将卢卡斯（1978）所开创的现代资产定价理论和卢卡斯（1987）所开创的经济波动福利成本问题这两个非常重要的领域联系起来，试图将家庭行为和风险联系起来研究经济波动的福利成本问题。第一篇是Alvarez and Jermann（2004）的《使用资产价格度量经济周期的成本（Using Asset Prices to Measure the Cost of Business Cycles）》。Alvarez and Jermann使用资产定价模型从资产价格来导出经济波动的福利成本。这就必然要将股票市场和宏观经济基本面联系起来，因而具有较大波动性的股票价格所导出的经济波动的福利成本比卢卡斯所估计的要大很多。可是问题在于虽然股票市场经常被称为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但是不管是像美国这样的成熟资本市场还是像中国这样的新兴资本市场，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的表现都相去甚远。因而Alvarez and Jermann的模型不符合实际情况。

第二篇是Barro（2006）的《关于消费不确定性的福利成本（On the Welfare Costs of Consumption Uncertainty）》。 Barro（2006）更为强调资产定价和福利成本同时研究的意义。因为卢卡斯资产定价模型和福利成本模型是联系在一起的，而卢卡斯资产定价模型最大的问题是会错误估计家庭的相对风险厌恶系数，所以Barro（2006）认为一个令人信服的福利成本模型是可以解释股票溢价之谜的：“Mehra and Prescott（1985）已经发现了，（卢卡斯）计算的问题在于使用同样模型和参数所作的数值模拟无法正确地解释著名的资产定价之谜，比如高的股票溢价和低的无风险利率。模型关于资产收益的失灵说明模型忽略了重要的消费不确定性。因此，用此模型来估计消费不确定性的福利影响是不准确的”。  Barro（2006）提出的模型的核心特征是考虑了小概率灾难事件在模型中的作用。

本文打算沿着上述两篇文献的思路，仍然将家庭的行为和家庭所面临的风险结合起来研究经济波动的福利成本。与Alvarez and Jermann（2004）和Barro（2006）以及其他的卢卡斯福利成本模型后续研究不同的是，本文打算将Gollier（2006）所定义的异质性信念引入到经济波动福利成本的计算中来。在卢卡斯福利成本模型中，刻画家庭行为的风险厌恶系数是主观的，而风险则是客观的。在异质性信念经济中，不同的家庭群体对于宏观经济增长和波动的看法具有不同的观点，因而不同群体所感受到的风险在主观上是不同的，这反映在刻画经济风险的分布函数在各个群体之间是异质性的。

引入了异质性信念的经济波动福利成本模型更加符合实际情况，但是会导致带来两个困难。第一个困难在于如何计算由经济中各个异质性信念群体组成的代表性家庭（中央计划者）的总的主观风险。代表性家庭的集体福利水平是各个群体的福利水平的加权之和，但是代表性家庭对于经济的总信念并不是各个群体的主观分布函数的简单加权求和，而是由某种很复杂的算法所得到的。用这种可能会扭曲了的新分布函数来刻画集体风险，会导致经济波动的福利成本的改变。与Barro（2006）模型相同的是，引入了异质性信念会导致风险的分布函数的改变，但与之不同的是，本文所考虑的是集体的主观风险分布，而不是简单的偏离正态分布。

第二个困难是异质性信念不但改变了集体风险的形态，还改变了集体的行为模式。经济波动福利成本需要知道家庭的相对风险厌恶系数。注意到卢卡斯以及后续的很多研究大多采用粗略估计的方法，也就是将相对风险厌恶系数从1到40的取值都考虑。这样的处理方法避开了股票溢价之谜带来的相对风险厌恶系数的计算的困惑，但是这会导致福利成本有可能会放大40倍，也有可能会缩小40倍，显然这个结果太粗糙了。当然，对于卢卡斯的原始模型而言，这个问题并不重要，因为即使取很大的相对风险厌恶的参数值，计算得到的经济波动福利成本也是很小的，这并不改变卢卡斯所要的结论。但是，对于那些试图修正卢卡斯模型得到较大经济波动福利成本的后续研究而言，相对风险厌恶系数参数值的粗略区间就会导致结论的模棱两可。因此，本文需要研究异质性信念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相对风险厌恶系数的取值，这对于得到一个稳健、可靠的结论而言是非常关键的。

本文剩下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节研究异质性信念如何影响均衡中的资产价格，数值模拟结果指出异质性信念主要是通过影响无风险利率来提高股票溢价的，因而可以很好地解释著名的股票溢价之谜，这也说明我们可以在福利成本模型中采用更小的相对风险厌恶系数。第三节研究异质性信念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周期的福利成本，数值模拟结果发现异质性的信念会显著减小经济周期的福利成本。第四节是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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