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我们首次全景式地考察了中国多省区12个城市居民的投资行为。我们重点分析了投资者个人的基本信息、投资者的家庭金融资产与负债、投资项目的选择、金融机构的评估、储蓄动机、投资决策的制订、交流与互动、满意度、信任度和预期、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偏好、心态与感受等方面问题，并系统总结了调查发现。本报告不仅为投资者行为的深入讨论提供了实证检验基础，而且为政府政策的制定和完善、金融中介经营战略和手段的拟定和优化等方面提供了科学的行为依据。
 
目录
一、研究背景 
二、研究目的和方法 
三、研究主要发现 
（一）投资者的基本信息 
（二）家庭金融资产与负债 
（三）投资项目的选择 
（四）对金融机构的评估 
（五）储蓄动机 
（六）投资决策 
（七）交流与互动 
（八）满意度、信任度和预期 
（九）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偏好 
（十）心态和感受 
四、结论 

一、研究背景

中国近二十年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塑造了千千万万具有独立意识和利益的经济个体。这些互相独立、互相影响、又互相联系的微观经济个体从自身的感受出发，参与到了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其中最为重要的体现就是他们在金融市场上的参与。金融市场通过动员资金、配置资金、提供信息、监测评估，成为国民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而金融市场中的参与个体，即投资者，是这个市场运行的首要条件。当然，金融市场上的另一个参与主体就是形形色色的金融中介或者机构。相比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具有个人投资者无法企及的组织优势，在资金占有、信息收集、信息分析、市场控制等方面也占有绝对优势。因此，通常的观点把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分离甚至对立起来。我们认为，这种主张的错误在于没有能够准确把握个体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所处的整个金融秩序的演化。

个体投资者从自身的动机和感受出发，选择投资行为；具有相同动机和感受的投资者必然会形成特定的投资者群体（尽管投资者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些自组织的群体进一步演化为投资机构；投资者群体和投资机构通过选择、创新金融产品，一方面满足或带动了投资者行为的发展，另一方面也适应或促进了金融系统的演化。推广开来，组织化的投资者之间的互动决定了投资秩序的演化。这种建构性的关系形成了我们理解的秩序与行为的核心。体会这种建构性的关系，必然要求回到逻辑的起点，即个体投资者的参与和行为分析。

除了个体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其它中介组织以及政府系统（包括行政、立法、司法等部门）也是形成金融秩序的主要参与者。中国的改革推动了金融系统模式的演化，从传统的投资者没有风险感受的政府主导型金融系统向着市场经济要求的投资者完全感受风险的中介主导型金融系统的转型。投资者自主决策能力的提高，进而投资者自由参与程度的提高，必然要求他们感受风险的程度以及协助他们应对风险的中介组织发育程度相应提高。这种投资者行为的演变对于分离投资与风险、抑制市场中介组织发展的政府主导型金融系统构成了颠覆，而计划经济下政府的过分管制以及投资者对政府的习惯性预期都限制了市场化改革对金融系统模式演变的作用。因此，考察中介组织和政府系统在金融秩序中的作用，也可以借助与它们共生互动的个体投资者视角。
这些理论层面上的探讨也在现实生活中得以充分体现。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家庭财产持续累积，投资手段丰富扩展，参与意识逐渐加强，这些都构成了现阶段市场化金融体系的主要特征。建立在个体投资者不断发展壮大的基础上，机构投资者和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和非金融机构成为了资本市场的中坚力量；咨询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重要性日益凸现出来；政府系统参与经济生活的方式、手段、目的也发生着明显的改变。在改革进入深水区的现阶段，社会经济矛盾和问题不断积累，社会分化不断加剧，社会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正在变得越来越激烈。这些矛盾与冲突自然也体现在金融领域中，甚至可以说金融领域更为集中地体现了这些冲突。中国所处的这样一个重要阶段表明，今后最为需要关注的核心是程序的公正以及各类利益群体的特殊利益诉求如何得到恰当的安排，秩序与行为问题将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中国的财经问题需要更为宽广的视角、需要秩序与行为的解释框架。

这样，从秩序和行为的视角研究中国个体投资者成为了理论和现实的共同要求。从理论视角出发，个体投资者行为研究可以推动金融中介理论进而金融理论、政府组织理论进而政治经济学理论等深入发展；从现实意义出发，个体投资者行为研究能够加深我们对社会现实的了解，把握社会经济问题的症结，提出合理可行的操作意见。

二、研究目的和方法

从2005年初开始，北京奥尔多投资咨询中心设立了“中国投资者行为实证研究”项目。该项目拟发挥奥尔多中心跨学科研究团队的优势，通过对全国多省区居民进行追踪性的问卷调查，对中国个体投资者行为进行全景式的研究，籍此深入探讨投资秩序的生成与演化；协助政府了解投资者在现实中面临的问题，为政府制订和完善政策提供参考依据；也帮助各类金融和非金融机构掌握投资者信息、改进经营战略、创新金融产品、改善客户沟通、提高运营业绩。

经过反复、详细、认真的团队讨论，我们于2005年8月最终完成了问卷设计。问卷主要涉及以下十个方面的问题：
1． 投资者个人的基本信息；
2． 家庭金融资产与负债
3． 投资项目的选择
4． 金融机构的评估
5． 储蓄动机
6． 投资决策的制订
7． 交流与互动
8． 满意度、信任度与预期
9． 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偏好
10. 心态与感受

此次调查采用了两种形式：中心督导下的大学生入户访问和统计局城调队入户访问。首先，中心聘请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系的大学本科生为访问员，利用暑假，在当地进行入户调查。在进行调查前，中心督导员给这些聘用的访问员进行了有关培训；调查过程中，由于访问员都是本地人，熟悉本地方言和风俗习惯，能够较为方便地进入调查户，而中心督导员则负责管理和指导；调查完成后，中心督导员录入并检查了收集到的数据。其次，中心聘请了中国统计局城调队利用其独有的居民调查系统在各地也进行了类似的入户调查。同样，中心有关人员也就调查目的、内容、方法和城调队进行了有效地协调、沟通、反馈，确保了调查质量。相比其它利用单一的大学生或者统计局问卷调查，我们这种复合型调查方式兼具了大学生调查的专业知识优势和统计局调查的统计知识优势，也可以通过在不同的样本群体间进行比较检验来形成更为合理可信的数据样本。
全部的调查工作在2005年8月底完成。随后，中心聘请专业人员进行了数据的录入和检查，而最后的数据样本在10月底正式形成。

（点此下载附件：2005年奥尔多投资者行为调查报告）

四、结论
我们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首次全景式地考察了中国多省区12个城市居民的投资行为，并重点分析了投资者个人的基本信息、投资者的家庭金融资产与负债、投资项目的选择、金融机构的评估、储蓄动机、投资决策的制订、交流与互动、满意度、信任度和预期、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偏好、心态与感受等方面问题。调查显示：
1． 在投资者个人的基本信息方面：投资者的个人平均月收入约为2000元，家庭平均月收入约为1600元，家庭年节余约为15000元；个人平均月收入、家庭平均月收入、家庭年节余的分布都很不均匀，个体、家庭差距明显。
2． 在投资者的家庭金融资产与负债方面：投资者家庭总资产平均为近40万元，而近一半的家庭仅有不到20万元，贫富悬殊；自有房屋、银行存款、涉及股票的资产是居民家庭持有比例最高的前三类资产，而各种债券、外汇、期货则是持有比例最少的后三类资产；总资产较多的家庭持有更高比例的风险、非金融资产、基金和理财产品等间接持股形式的资产；受访者家庭的总负债平均为近3.4万元，而近80％的家庭没有任何债务；购房是产生家庭债务最重要的原因，而医疗导致的家庭债务最少。
3． 在投资者的投资项目的选择方面：储蓄和股票是投资者过去和目前以及投资者周围人目前从事最多的前两种投资项目；理财产品和期货是投资者过去和目前以及投资者周围人目前从事最少的后两种投资项目；投资者与其周围的人在当前投资项目的选择上呈现出一致性，这反映了投资决策的邻居效应；储蓄和房地产是投资者最期望从事的两种投资项目，而期货和借出款是投资者最不期望从事的两种投资项目；与过去相比，当前投资者几乎所有的投资项目参与程度都下降了；与当前相比，投资者未来更多地期望从事房地产、基金、理财产品等投资项目；储蓄的吸引力在不断下降；收入提高、对项目的充分了解、市场风险的降低是投资者进行新项目投资的最重要的前三位的前提条件；投资者倾向选择一年以内，特别是一年的短期投资期限，而很少选择五年或以上的长期投资期限。
4． 在投资者对金融机构的评估方面：收益水平是投资者在选择金融机构时的首要考虑因素，方便其次，服务和品牌比较靠后，而外资背景是最不重要的考虑因素；更多的投资者认为，除了在经营的规范性方面外资金融机构比中资机构稍稍好一点外，中资金融机构在所设计的金融产品、与投资者的沟通、安全性和稳健性、服务态度方面都要好过外资金融机构。
5． 在投资者的储蓄动机方面：支付孩子教育费是最重要的储蓄目的；养老金是第二重要的储蓄目的；防意外（包括防病、防失业）是第三重要的储蓄目的；捐赠是最不重要的储蓄目的。
6． 在投资者的投资决策的制订方面：更多的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不依赖任何信息渠道，而是凭自己的感觉；投资者在为其投资决策寻找信息时，朋友的意见是他们的第一选择，而网络是最不重要的信息来源；市场平均收益水平是投资者在形成自己预期投资回报率时最主要的标杆；投资者购买基金的原因，最重要的是基金风险低，而最不重要的原因是基金成本低；投资者在选择基金产品时最看重基金公司的品牌和实力，而基金公司的外资背景是投资者最不看重的；大部分投资者不关心购买的基金类型和购买基金所属的基金公司的外资背景；在进行股票投资决策时，大部分投资者对公司治理、中国经济状况、行业状况、公司盈余、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内幕交易等都会关注；大部分作为上市公司股东的投资者会参加股东大会，而仅有少部分认为自己的意见对公司重大决策的影响比较重要；投资者在自己的投资上最需要获得的帮助是更加详细丰富的信息和数据，而最不需要的是网络服务的改进；政府加强投资者保护法律制度的制定与实施是最重要的影响投资者参与的因素，而建立民间性的投资者保护组织的影响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