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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里效应、满意度与博彩参与
作者:李涛 周开国 访问次数: 更新日期:2007-8-10 19:10:35 来源:奥尔多中心
 


表2、3、4的回归发现相当一致。以表2为例,用个体周围的人当前是否大多参与博彩衡量的邻里效应变量显著地提高了他未来参与博彩的期望。三组模型中Lottery_Parti_Exp的回归系数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回归系数稳定在0.6403和0.6733间,而边际概率稳定在0.0925到0.0985间。与周围的人大多不参与博彩的受访者相比,周围的人大多参与博彩的受访者的博彩参与概率要至少高出9.25%,而最多高出9.85%。这支持了博彩参与的邻里效应解释:通过向参加博彩的社会群体成员学习博彩知识、和他们交流经验感受、保持和他们相似的博彩参与水平,当周围的人参与博彩更加积极时,他期望参与博彩的可能性也越高。这和邻里效应的内生互动预期相一致, 但是我们无法据此确认情景互动是否发挥作用。考虑到近年来中国博彩市场上广泛存在的组织者失信现象, 我们样本中情景互动的主要影响可能在于:博彩组织者失信导致的个体参与博彩受骗现象的负面示范群体效应导致邻里效应减少了个体参与博彩的期望。这种负面效果难以从以上邻里效应对博彩参与期望净的积极效果中鉴别出来,而进一步的细分样本分析将会解决这一难题。

居民的收入满意度也对其参与博彩期望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三组模型中Income_Satisfaction的回归系数都至少在10%的水平上显著:回归系数稳定在-0.1363到-0.1512间,而边际概率稳定在-0.0160和-0.0175间。如果个体对他的收入满意度提高一个单位,他期望参与博彩的概率就会至少降低1.60%,而最多降低1.75%。这支持了收入满意度对个体参与博彩的反向影响:与较低收入满意度的个体把博彩作为可能提高收入满意度的手段的预期相一致,而没有支持收入满意度较高的个体由于更高的乐观、自负程度而参与博彩更积极的解释。

我们还发现了一些区别于博彩参与传统解释的结果。与小学教育程度的个体相比,上过初中、中专或高中、大专、大学的个体参与博彩的期望更高。这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个体认知能力更强从而参与博彩的可能较低的解释不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个体可能对自己的能力存在着过度自信或自负,认为可以更好地控制博彩结果,从而表现为较高的博彩期望参与概率。个体的负债水平也和其博彩参与期望正相关:综合线性和非线性效果,中等负债水平的个体参与博彩期望最强,高负债水平者次之,低负债水平者最次。这可能反映了个体把博彩作为获得收入偿还债务的手段,而中等负债水平者这种看法最为强烈。个体过去和现在的博彩参与经历显著提高了将来参与博彩的期望,这支持了通常所说的博彩上瘾。此外,男性、学生参与博彩的期望更强,虽然它们的影响并不稳定。其它的控制变量对居民博彩参与期望没有显著的影响。
【表2】
表3、表4显示了与表2完全一致的回归发现。
【表3】、【表4】

(二) 基于细分样本的比较结果
总体样本的回归分析发现了邻里效应对个体博彩参与期望的积极影响,而这支持了内生效应预期。进一步的问题是,情景效应是否也影响了个体的博彩参与期望。我们对细分样本的分析正是为了回答这一问题。表5给出了相应的回归系数以及不同样本间系数等价性检验结果:被解释变量是个体将来参与博彩期望,probit回归模型的设定与表4完全一致,也分别对应三组回归系数检验结果。 个体风险态度同时采用个体在面对可能的利得时的风险规避系数Risk_Gain和在面对可能的损失时的风险规避系数Risk_Loss。
【表5】
前文分析指出,邻里效应对居民博彩参与期望的积极影响与内生效应的预期一致,但是难以揭示是否存在着情景效应,特别是近年来由于组织者操纵博彩导致的博彩参与者亏损的负面示范样本效应对博彩参与期望的消极影响。这个任务可以通过在当前具有不同博彩参与率的城市之间检验邻里效应对博彩参与期望的不同影响来完成。这是因为,与博彩参与率较低的城市相比,在博彩参与率较高的城市,一方面,由于存在更多的博彩参与者,内生互动使得个体期望参与博彩的可能性更高;另一方面,由于存在更多博彩失利者,情景互动使得个体期望参与博彩的可能性更低。如果检验结果显示,在当前博彩参与率较高的城市,邻里效应对博彩参与期望的净影响等于或低于博彩参与率较低城市中的邻里效应净影响,那么我们可以确认负面示范样本对个体博彩参与期望的消极作用的确存在。表5给出了相应的检验结果,city_now_d是根据城市平均的个体当前参与博彩比例高低定义的虚拟变量,如果是个体当前参与博彩比例较高的海口(37.7%)、南宁(27.0%)、兰州(26.4%)、武汉(19.6%)、珠海(18.0%)、天津(16.5%),赋值为1;而在个体当前参与博彩比例较低的长沙(6.7%)、上海(8.1%)、成都(9.9%)、沈阳(11.4%)、温州(12.0%)、北京(13.6%)赋值为0 。
表5显示,在不同的个体当前博彩参与率水平的城市中,邻里效应对个体参与博彩期望都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而邻里效应的差异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回归系数等价性检验结果z并不显著。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尽管邻里效应对个体参与博彩期望的净效果为正,但的确存在着近年来博彩参与者普遍亏损的负面样本示范效应对博彩参与期望的消极影响,即情景效应。

(三) 收入满意度与风险态度
整体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不论是个体在面对可能的利得时的风险规避系数Risk_Gain,还是个体在面对可能的损失时的风险规避系数Risk_Loss,它们对个体博彩参与期望的影响都不显著。一种可能是邻里效应变量测度了个体的风险态度,因此邻里效应变量反映的并非是内生或情景效应,而是个体对于博彩包含的高风险的一种应对。Stoner(1968)和Plous(1993)的研究显示,与孤立的个体相比,从属于一定社会群体的个体更容易接受高风险的博彩行为。因此,当周围的人大多数参与博彩时,个体对博彩的风险感觉会减低,而会期望更多的参与。

为了检验我们的收入满意度究竟是否是风险态度的量度,我们采用了与表4类似的回归模型来解释居民购买保险产品的期望。其它的控制变量不变,邻里效应用个体周围的人是否大多数购买了保险的虚拟变量来表示,记作Insurance_Parti_Exp,是则赋值为1,反之为0。个体过去和当前的保险购买分别记作Insurance_Parti_Past和Insurance_Parti_Now,当个体有着这种经历时,赋值为1,反之为0。

表6给出了个体购买保险期望的回归结果。 与个体参与博彩期望的发现不同,收入满意度对个体购买保险期望没有显著影响。因此,收入满意度不是个体风险的一个量度,否则我们会发现收入满意度显著影响着个体保险购买期望。一个有趣的发现是,与个体参与博彩期望的发现相同,邻里效应变量对个体购买保险期望有着显著的积极作用,这同样可以用邻里效应中的内生互动渠道解释:通过观察性学习、交流经验感受、形成一致性决策,其他社会群体成员的保险购买决策提高了个体购买保险期望。这也和Beiseitov et al.(2004)关于社会互动对保险购买影响的发现相一致。
【表6】

四、 结论和政策涵义

我们的实证研究有四组主要发现:首先,邻里效应总体而言提高了个体参与博彩的期望,尽管中国博彩市场存在的种种不规范现象的确有其负面影响;其次,较低的收入满意度使得个体更期望参与博彩;第三,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债务水平,以及过往和现在的博彩参与经历提高了个体参与博彩的期望;第四,收入满意度对个体购买保险期望没有显著影响,因此并不是风险态度的一个量度。

以上发现支持了博彩参与的邻里效应和收入满意度解释,也拓展了传统的博彩参与解释。虽然由于数据所限,我们没有能够区分内生互动中的三种机制―观察性学习、谈论博彩话题获得享受、社会规范对博彩参与的认同-在推动博彩参与中的具体作用,但是我们揭示了邻里效应对博彩参与期望的总体正面影响和情景效应对博彩参与期望负面影响的存在。我们对与收入满意度的分析也推进了幸福感的相关研究。这些都弥补了文献不足,同时也为下一步研究提供了思路。本文的发现也对中国的公共财政改革,特别是在彩票发行和管理体制方面,有着重要的政策含义。在保持和增加通过彩票销售筹集社会公益资金的同时,除了利用传统的市场、行政、法律等手段外,通过调整社会群体构成、提高个体收入满意度等幸福感来避免博彩成为低收入或者低教育程度者的被剥夺陷阱是政府需要格外注意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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