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指出的是,不论是以个体所属群体参与博彩情况衡量的邻里效应,还是以个体对自身收入水平满意度衡量的满意度,都可能内生于个体的当期博彩参与选择。一方面,内生效应表明,个体的当前博彩参与决策会影响参考群体内其他个体的相同决策。所以,邻里效应研究中避免直接使用其它个体的同期行为来考察对个体自身同期行为的影响(Blume and Durlauf, 2005),或采用社会互动指标(李涛,2006),或采用工具变量方法(Duflo and Saez, 2003)。另一方面,个体当前参与博彩的决策也会影响其收入满意度 。满意度研究面临的一个共同批评是有偏的估计:绝大部分影响满意度的因素也受到了满意度的影响。Bertrand and Mullainathan(2001)把这一批评扩展到了整个主观评价变量的应用研究。考虑到个体当期博彩行为影响相邻效应变量和满意度变量的内生可能,我们采用了个体对未来参与博彩的期望作为取代当前参与博彩情况的被考察变量。
借助于一套2005年中国各地区12城市1526户居民投资行为调查数据,我们首次系统检验了个体参与博彩影响因素的各种解释,特别是邻里效应和满意度。 研究结果显示,如果个体周围的大多数人当前都参与博彩,或者个体对于自身收入的满意度较低,那么他将来参与博彩的期望越强。这支持了邻里效应的内生互动渠道以及收入满意度的博彩提高满意度的作用机制。此外,过去和现在参与博彩的经历、较高的债务水平、较高的受教育程度都使得个体更加期望进行博彩,这拓展了传统的博彩参与解释。此外,邻里效应对个体博彩参与期望的影响并不存在社会乘数效应,这证实了情景互动渠道的存在。个体收入满意度对保险购买期望没有显著影响,这排除了收入满意度是个体风险态度指标的可能。
与正在兴起的社会学、心理学与经济学结合解释个体投资行为的研究密切相关,我们的研究不仅首次提供了来自中国的最新发现,更重要的是证明了邻里效应和满意度对个体博彩参与决策的影响,推进了社会互动以及幸福感的研究。本文的发现对于中国公共财政改革,特别是彩票筹资方面,有着重要参考价值。在扩大通过彩票发行募集的社会公益资金同时,避免出现病态博彩参与,不仅需要考虑市场价格、行政干预、法律制裁,还需要从社会结构的调整以及个体心态的改善方面入手。
本文结构如下:下一节介绍了本文的数据样本并给出了相应的统计分析,第三节讨论了回归结果,最后一节总结了实证发现并探讨了政策涵义。
二、数据样本和统计分析
我们的数据来自北京奥尔多投资咨询中心进行的“中国投资者行为研究”项目。 该项目设立于2004年,目的在于通过对中国各省区居民进行追踪性问卷调查(每一年两次),对中国个体投资者行为进行全景式的研究,籍此深入探讨投资秩序的生成与演化。截至目前,奥尔多中心分别在2005年1-2月和7-8月进行了两次调查。由于前一期调查涉及问题较少,缺乏我们所需的一些关键变量,我们使用了第二期调查数据。第二期调查采用中心督导下的大学生入户访问和统计局城调队入户调查两种方式,共在北京、上海、南宁、成都、兰州、海口、沈阳、珠海、武汉、天津、温州、长沙等12城市抽样调查了1256户居民。
为了避免使用当期博彩决策给邻里效应和收入满意度变量造成的内生性可能,我们采用了个体是否期望参与博彩的虚拟变量来表征个体博彩参与决策,是则赋值为1,反之为0,这反映了个体参与博彩的可能,记作Lottery_Parti_Exp。邻里效应的影响用Lottery_Parti_Peer表示,是个体对当前“周围的人是否大多参与博彩”的回答,是则赋值为1,反之为0。满意度的影响用Income_Satisfaction表示,是个体对自己收入水平的满意度评估,取值分别为1到5,分别对应非常不满意、不满意、一般、满意、非常满意的回答。针对个体参与博彩的传统解释,我们也构造了相应指标。个体的收入水平用其汇报的月收入来测量,单位为万元,记作Monthly_Income。个体的认知能力用其受教育程度来测量(Blalock et al., 2005),包括:Primary_School、Middle_School、High_School、College、University等五组虚拟变量,分别对应个体的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初中、中专或高中、大专、本科及以上,当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与特定种类相符时,赋值为1,反之为0。我们构造了两组在面对可能的收入和损失时个体的风险规避系数Risk_Gain和Risk_Loss,分别对应对以下问题的回答:(1)“请您抛一次硬币,如果正面朝上您能获得2万元,如果背面朝上您将一无所得。如果您把这次机会卖给别人的话,您的最低要价是多少万元?”;(2)“假设您被迫抛一次硬币,如果正面朝上您将没有任何损失,如果背面朝上您将损失2万元。如果您可以将这一负担转给别人,您最多愿意支付多少万元?”我们考虑了一般形式的效用方程,并采用泰勒展开求得不同情形下的风险规避系数。 两种风险规避系数小于0时,表示风险爱好;等于0时为风险中型;大于0时为风险规避。针对风险态度解释中关于个体财富影响的推论,我们计算了个体的总资产和总负债,分布记作Total_Assets和Total_Debts,单位为万元。个体面临的收入风险用个体对未来收入水平的预期来测量,记作Income_Expectation,赋值为1到3,分别对应悲观、既不乐观也不悲观、乐观的回答。
个体参与博彩的决策还受到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就业状况的影响(Clotfelter and Cook,1990)。个体的性别用Male和Female两个虚拟变量表示,分别对应男性和女性。个体的年龄记作Age。个体的婚姻状况包括已婚、未婚、离婚、丧偶四种情形,分别对应Married、Single、Divorced、Widow四组虚拟变量。个体的就业情况包括就业、失业、退休、学生等四种情况,分别对应Employed、Unemployed、Retired、Student四个虚拟变量。个体博彩经历可能影响了其未来参与博彩的意愿,即通常所说博彩上瘾(Kearney,2002)。把博彩看作是一种消费,上瘾的博彩行为可以定义为已有的博彩经历提高了博彩消费的边际效用(Conlisk,1993),因而个体过去和当前的博彩参与提高了未来参与博彩参与的可能。个体过去和当前的博彩参与分别记作Lottery_Parti_Past和Lottery_Parti_Now,当个体有着这种经历时,赋值为1,反之为0。除了教育程度反映的一般认知能力外,个体在信息运用和了解方面的差异导致的不同认知能力也解释了个体间有别的博彩参与决策(Blalock et al., 2005)。个体的信息运用方式变量来自个体在做出投资决策时是否主要凭自己的感觉的回答,记作Investment_Own_Feeling,是则赋值为1,反之为0。 个体的信息了解程度来自个体对自己在投资上是否希望获得更加详细丰富的信息和数据的回答,记作Data_Information_Help,是则赋值为1,反之为0。 个体的信任程度也可能影响其博彩参与决策。较高的信任程度使得个体相信博彩是公平游戏,而更可能参与博彩(Guiso et al., 2005),我们构造了Trust_People变量来测量个体对社会上绝大部分人的信任程度,赋值分别为1到5,对应非常不信任、不信任、一般、比较信任、非常信任。
考虑到个体资产、负债、收入、年龄的非线性影响,我们分别构造了Total_Assets_Square、Total_Debts_Square、Monthly_Income_Square、Age_Square四个平方项指标,对应Total_Assets、Total_Debts、Monthly_Income、Age的平方。个体博彩决策的差异还可能受到博彩供给情况的影响(如各地彩票销售站点的分布、各地彩票发行情况等),我们引入居民居住地区虚拟变量部分地加以控制。对应开展调查的北京、上海、南宁、成都、兰州、海口、沈阳、珠海、武汉、天津、温州、长沙等12个城市,我们构造了Beijing、Shanghai、Nanning、Chengdu、Lanzhou、Haikou、Shenyang、Zhuhai、Wuhan、Tianjin、Wenzhou、Changsha等相应的虚拟变量。
表1提供了回归变量的统计分析结果。我们的样本中有近10%的个体希望将来参与各种形式的博彩;这一比例低于过去和现在有着博彩经历的受访者比例,二者分别为31%和16%;也低于受访者周围的人当前参与博彩的比例,即26%。样本居民的收入满意度较低,均值为2.84,介于不满意和一般之间。他们的平均月收入近2000元,中专、高中、或高中以上学历者最多,为83%。受访者面临可能的利得或损失时,风险态度截然相反,均值分别为3.30和-9.98;前者为风险厌恶,而后者是风险爱好;这与反射效果一致。受访者的各类型资产总和平均为近39万元,而各种负债总和平均仅为近3.5万元。样本居民对未来的收入有着较为乐观的预期,平均为2.55,处于既不乐观也不悲观和乐观之间。受访者性别分布比较均匀,男女性别比例为4.7:5.3;平均年龄为近41岁;近80%已婚;近80%有工作。近一半的受访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主要依靠自己的感觉,而有近70%的受访者希望获得更加详细丰富的信息和数据。样本居民对社会上绝大部分人的信任程度平均为3.32,介于一般和比较信任之间。调查抽样更多集中在北京、兰州、沈阳、成都等城市。 【表1】
三、 回归分析 这一节中我们首先给出了基于整体样本的回归结果,检验了个体参与博彩的各种解释,特别是邻里效应和收入满意度的影响。其次,细分样本分析区分了不同博彩参与率城市中邻里效应的作用,检验了情景效应的存在可能。最后,我们讨论了收入满意度对个体购买保险决策的影响,验证了收入满意度不是风险态度的测度。
(一) 基于整体样本的分析结果 以居民是否期望参与博彩的虚拟变量Lottery_Parti_Exp为博彩参与指标,表2、3、4分别给出了采用个体在面对可能的利得时的风险规避系数Risk_Gain、在面对可能的损失时的风险规避系数Risk_Loss、以及同时使用二者衡量个体风险态度的回归结果。由于被解释变量的虚拟变量性质,我们采用了probit回归模型 。
表2、3、4都包括了三组回归结果,对应除邻里效应、收入满意度、月收入水平、教育程度、风险态度、总资产、总负债、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工作状况、过去和现在博彩经历、认知能力、信息需求程度之外的不同控制变量选择。第一组回归模型仅包括以上控制变量;第二组在第一组的基础上还包括月收入平方项、总资产平方项、总负债平方项、年龄平方项等因素;第三组在第二组的基础上又添加了收入预期、信任度、个体所在城市等变量。对于每一组回归结果,我们都同时汇报了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见“回归系数”列)和解释变量的变化对被解释变量概率的边际影响(见“边际概率”列)。 |